一
　　我与散文的一点缘分，似乎要从一小片旧剪报说起。
　　记得在1947年秋。当时我正在就读的北平二中，来了一位历史教师，姓荣。听高年级同学说，他的课讲得好极了，常甩开当时官定的教本，讲些大家关心的时事；却又总跟历史联得很妙，似乎所讲的都是题中应有之义。什么时候需要捡起本本来，譬如说，那个戴着金丝眼镜的“训育主任”从教室窗前经过的时候，就立刻把话头转回到教本上来，转得又那么从容，自然——只是对教本上的东西多所分析，评判。后来，荣先生给我在的班上代过课，同他熟识了；渐渐地，节假日常到什刹海北岸他的家里去。有一天，一个跟我要好的同学，背着个口袋样的东西，跑到我家里来，说是荣先生托付的，要我替他保存一批书刊资料。随说着，他掩上房门，把书袋打开——啊，《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火把》，《白毛女》，《解放区短篇小说选》……以及鲁迅、茅盾的一些作品。虽然，当着同学的面，我把一本本书、一叠叠资料，藏在里间耳房那只经年不开一两次的樟木大躺箱的最下角，答应着“绝不随便动”，可一到夜间，我总忍不住打开那把尺来长的白铜锁，摸出一两本浸了潮州樟脑味儿的书来。记得第一次摸出的，像是鲁迅、茅盾的散文……
　　散文，虽说我也曾读过一些，韩柳乃至先秦诸子的且不论，郁达夫、许地山、黄庐隐的不少名篇就吸引过我；但似乎又与我在那种有点特殊的状况中所读到的，感受很有些不同。当时，停电是常事。烛光的幽暗，深巷的寂寥，仿佛更宜于我在阅读中去想象，去思索，去创造自己心中的意境——鲁迅的《朝花夕拾》，告诉我什么是私塾，什么是当铺，简直向我再现着他的童年，使我头上沉重的屋顶更加沉重，压得我几乎要窒息；而茅盾的《见闻杂记》，又让我如置身于大西北的戈壁滩和坚持着战斗的黄土高原上，不觉视野开阔，胸襟豁朗。至于那来自解放区的散文特写名篇。如《雁翎队》、《“黑脊背”的人都上了红榜》、《西瓜兄弟》，等等，固然更像是往我心头吹送着苇泊的潮润和田土的清新的气息，但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散文同人民战斗生活的联系，体会出散文的现实意义的，还是一页小小的，微微发黄了的剪报……
　　那是一篇随军记者写的战地短讯。内容记的是某部战士们在战斗间隙，看部队文工团演出《白毛女》的情况。其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开场之前，部队领导命令在场看戏的全体战士，一律不得在枪膛里留子弹；理由是兄弟部队曾发生过剧情演到喜儿受辱，观众竟悲愤得忘记是在看戏，有个战士竟向“黄世仁”开枪的意外事情。短讯还记了演出结束后，全体观众举枪高喊“为喜儿报仇”的口号，含泪返回阵地，奋勇杀敌的情形……哦，这小片剪报，或者说，这篇蒙了硝烟的散文，不仅在当时就促使我掀开耳房里那大躺箱盖，探下半截身子，翻出了那本《白毛女》，在“僧帽牌”洋蜡的微光底下一口气读完了它，而且，给我在第一次接触人民子弟兵的时候，提供了话题。
　　那已是1949年2月初。一天清早，听说大队解放军已经开到永定门外，马上就要进北平了。我和几个同学，跑到天坛西门，等在那儿。老百姓多得是。一些人的眼神里含着期待，另一些人则是好奇，乃至还有一点点疑虑。我呢，“八路”是什么样儿，好像早见过面了——瞧，一个个都戴着灰粗布八角帽，真的跟书上写的似的，都那么和气，喜相；我还从一辆辆美制坦克的炮塔口上，依稀认出了“王大春”，“李勇”，“牛大水”……竟不觉跟着行进的坦克跑起来。当时，一个小战士，十六七岁的样子，见我热汗直冒，就猫下腰来，一伸手，把我拉上坦克，扶着我的肩，让我靠在炮塔旁边。不知怎的，我猛地问他一句：“你看过《白毛女》吧?”他点点头，咧着嘴一笑，露出了两排雪白的牙齿。我又问：“临开戏，你们的上级还命令你们从枪膛里卸下子弹来，是吧?”他只咧着有些干涩的嘴唇，望着我，不言语；那眼神像在反问我：“你怎么知道的，小鬼?”我又问：“看完戏，你一定举枪喊着‘为喜儿报仇’，就冲上去了吧?……”哦，我觉出他那只扶着我肩膀的手，把我用力往他身边搂了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