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同志在1979年3月12日写的《漫谈〈小桔灯〉的写作经过》一文中，简述了作品里“中心事件”、“故事”的“背景”之后，接着这样写道：
　　
　　这故事上场的只有三个人，我和那个小姑娘还有“我的朋友”。我把“我的朋友”的住处，安放在乡公所的楼上，因为我去拜访这位朋友，而她又不在，由此我才有和那个小姑娘谈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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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是个虚构的人物，因为我只取了这故事的中间一小段，所以我只“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去看了这位朋友，而在“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我可以“不闻不问”这故事的前因后果，我只用最简朴的、便于儿童接受的文字，来描述在这一个和当时重庆政治环境、气候，同样黑暗阴沉的下午到黑夜的一件偶然遇到的事，而一切的黑暗阴沉只为了烘托那一盏小小的“朦胧的桔红的光”(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由此似可见出，散文在选材上也并非绝对地屏斥任何虚构。在保证题材的大体上的真实性质的前提下，某处细部的虚构，乃至某个次要人物的虚拟，不但在创作实践上是有先例的，被允许的，而且有时甚至是很必要的。例如，作为当代散文名篇的《小桔灯》，正是为了叙述的简捷，剪裁的精当，从而创造出一个集中的、单纯的、含有深长情味的意境，才在个别次要之处做了一点虚构的。但就全局而言，又大都是记实；也就是说，作品题材的基本支撑点，仍然是直接源于现实生活的记实性质。这与立波同志所说的“不能仰仗虚构”，也就是说，不能把作品的题材的基本支撑点建立在非记实性质上，两者本来就是协而不悖的。
　　这不，通过这个例子，我对“仰仗”二字，似乎倒有了更深些的体味了。
　　同年3月7日，茅盾同志在一封关于《白杨礼赞》选材问题的复信中这样写道：
　　
　　《白杨礼赞》非取材于一地或一时，乃在西北高原走了一趟(即赴新疆，离新疆赴延安，又离延安至重庆)以后在重庆写的。
　　
　　由此似又可见，散文在选材上也并非绝对地不容许概括，或曰集中，如与上文所引的冰心同志的论述相参阅，那么，对散文选材“决不能仰仗虚构”的见地，理解得就会全面些、确当些了。
　　看来，《白杨礼赞》也好，《小桔灯》也好，这些被公认的现代与当代散文中的典范作品，其创作实践以及作者的创作见解，是很有价值的；对于确切地而又全面地理解散文题材的记实性质，都颇为宝贵。
　　直到研读了上述文章与函件之后，我才舒了口气。我那篇确实含了些虚构成分，也用了点集中、概括手法的习作，被立波同志生前选入了他所主编的集子里，却又与他的创作见解颇相径庭所引起的不安，总算在我心头消释了不少。其实，在我笔下的叙事之作，大半是基本记实、略有虚构的。只是凡属此类的，对文中的人物，我都采取隐其名姓的法子，用以解决或者缓冲一下“实”与“虚”之间的某些矛盾。至于这样处理是否对头，我是至今也还没有把握的。
　　如今，即使是我不顾心头残留的不安，决意去登门就教于立波同志，也已经不可能，永远不可能了……
　　三
　　在从事散文习作和教学的这些年里，我觉得，当代文学领域中，散文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既有因它的特质而不容被混同于其他样式的基本点，也有同其他样式相近、相容的地方。而散文的范围，是既不宜过宽，宽则易流于汗漫，也不宜过窄，窄则易失之于拘囿的。
　　有一种见解是：应以抒情之作作为散文的主流，甚至“正宗”；也有把散文干脆统称为“抒情散文”的主张。还有的认为，叙事之作要么容易雷同于小说，要么难免落个无非是“小故事”的下场；甚至明确地指出，“没有完整故事情节”应是散文的特点之一，因而应成为散文的定义式解释的组成内容。诚然，叙事散文自有它的难处，但很难似不应成为致使它被划出散文领域的理由。其实，抒情散文要写得像个样子，又谈何容易。而只要对一定时期的，如开国以后的散文创作实践稍做浏览，就会发现，当代散文的名篇中不少是叙事之作，如冰心的《小桔灯》，何为的《第二次考试》，严阵的《牡丹园记》，都是；而且都有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至于鲁迅留下的惟一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竟大多是叙事的精品。我想，指出这些实例就足够了。所以在散文领域中，似仍应以抒情和叙事并提为宜；否则，好像有点不利于这本来是最易繁荣的园地上出现百花竞放的局面的。当然，也可能是由于我的第一篇习作《为的是大伙儿好》，乃至以后的《序曲》、《柳溪月夜》等，不少是叙事的，因而囿于偏见；这当有待于读者和专家的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