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述，是关于散文的范围的浅见。至于散文的特质，前人所论不少，也多有精当的见解。这里所要强调或补充的，则是散文的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丰富性，多样性。
　　散文的具体表现形式，确实丰富多样。有时候，竟发生同它的姐妹品种搭了界的情形。请看，一些散文，有人物，有情节，颇近于小说的模样，如上文提到的《小桔灯》、《第二次考试》、《牡丹园记》，以及徐迟的《真迹》、白桦的《洛阳灯火》；一些散文，有场景，有对话，又有些近于剧本的片段，如许地山的《落花生》，还有艾芜的《屋里的春天》、秦兆阳的《老羊工》、高缨的《西昌月》；也有的散文，虽也写人物、写事件，但侧重于忠实而具体地记录人的言行、事的因果，着眼于文学这一面则较少，而很有些近于史传或特写，如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逝世》、姜妙香的《追怀往事》、郭光的《英雄的列车》；还有些散文，或因忆故实、感时事，或因赏风光、观器物，乃至触动心思，就因事、即景、托物以言志，于是，又较近于抒情诗，如朱自清的《春》，还有秦牧的《古战场春晓》、臧克家的《毛主席向着黄河笑》、袁鹰的《青山翠竹》、峻青的《秋色赋》、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万全的《搪瓷茶缸》；当然，也还有另一些散文，虽也记事、写景、状物，但意在从中揭示某种哲理，却又有些论文的味道了，如陶铸的《松树的风格》即是。
　　这样看来，似乎散文的特质，竟在于“四不像”了?不。就在这混同搭界的现象之中，经过比较、分析、综合，也许才更便于在似同而异里面认识一下散文的某种特质。
　　那些近于小说的散文，毕竟有别于小说。后者笔触所至，主要在于描绘出人物的性格、形象、命运；而前者则重在表达某种情愫、渲染某种气氛、创造某种意境，因而往往取材更质朴，构思更单纯，手法也更平易。《小桔灯》似颇能说明这一点。
　　那些近于史传的散文，也有别于一般的史篇和传记。它们记史常取亲身经历的断片而不事其全，立传也常采亲自见闻的轶事而不责其备；且更注重选材用笔的真切、有情味。《追怀往事》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些接近于诗歌的散文呢?它们没有诗的那种更严格的音韵、节奏方面的制约，虽然，也在更近于口语的自然的同时，并非忽视语言的音乐美；它们不必像诗歌那样在思路上更多地借助于跳跃，虽然，也并不追求那种消极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连续性、延展性。除在意境上与诗歌相通之外，这些散文则在选材、构思以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有更广的天地，更大的自由。《春》，不就是一篇诗意浓郁却又毕竟非诗的散文么。
　　至于那些具有某种论文风范的散文，也总是不像论文那样以事证理，由理推理，而是因事以明理或即景而喻理；所喻所明的那个理，又往往寓理念于理趣，使哲理与情思，趣味融为一体。以托物言理著称的《松树的风格》，似应属这一类。
　　因此，可不可以说，散文从立意、构思上看，更讲集中，求意境，重情思，似乎甘愿就范于那么严格的诗意的制约，致力于那样艰辛的诗境的追求；但在具体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上，则又尽力享有自己所独具的异常广阔的天地，亦即异常宏大的自由。那么，这种制约同自由、严格同宽疏的辩证的统一，或许就是散文的某种特质所在了吧。
　　从我的有限的习作体验来看，认识这种辩证的统一，还是有益的。就我的习作而言，有近于小说的，如《序曲》；有近于传记中轶事类的，如《怀抱》；有近于诗歌的，如《花的随笔》；也有近于杂文的，如《寻春篇》、《君子兰》和《雨的精魂》。经反复体察，感到创作中最苦的，往往还不是遣词造句；那种为了下稳一个字眼儿而不安于寝食的情形虽也有过，但更多的窘境，还是因为立意、构思上的挫折与蹇迫才遭遇到的。而一篇既成，如果真的能沾着诗境的一点边边，那就是我的一大快事了。至于行文，我则越来越主张，该随便些的不必拘泥；该严谨些的也自可刻意求工。这是要看题材、题旨、情绪、气氛的具体要求，而不应固守一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