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在何处?
　　或问：决定一等散文成败优劣的灵魂是什么?
　　散文的成败优劣，因素很多，很难用一两句话说得清楚，更没有普遍适用的标准答案。所谓“散文的灵魂”，就是指决定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也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比如有人认为是时代精神(或时代意识、时代气息、时代感，含义都相近)，这自然是有道理的。时代精神对散文来说，不是可有可无，可浓可淡，更不是味精、胡椒粉似的调味品。任何文学艺术创作，都离不开时代，何况散文这种最简便、最自由的文体，更可以从多种侧面、多种角度、多种层次去表现作者对时代的感受和审视。我们摒弃简单的、机械的“为政治服务”，但决不能否定时代精神。
　　然而，时代精神之于散文，未必就比小说、报告文学或者电影、电视、话剧更重要些。
　　愚以为，最重要的还是散文作者是不是掏出了自己赤诚的心，抒发了自己真挚的情。如果有“灵魂”的话，恰恰正在作者的心灵深处。这里，着重在“自己”二字，既不是外来的，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强加到自己笔下的，也不是摭拾别人的，而是来自作者本人主体的意识和感情。
　　对作者主体意识和感情的发现、承认和确立，是10年来文艺创作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的一大进步。说来使人感慨，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郁达夫先生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早就精辟地论述过：“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个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生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哪里会有?以这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为体用，就滋长起来了。”从这一点出发，郁氏评价“五四”以后“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他写这篇《导言》时是30年代中期，阐发的也是那个时代的认识和理解。50多年过去，我们今天仍然要从“个人的发现”来寻找郁达夫先生当年提出的“散文的心”，实在不胜感慨。人性、人性、人的主体意识，已经被桎梏、禁锢以至扭曲得太长久、太长久了!
　　然而，古往今来，那些脍炙人口、感人肺腑、使人长年不会忘怀的名篇佳作，尽管可以从中分析出千条百种成功的因素，但是归根到底，那最关键的必定是作者流泻在字里行间的一片真心、一段至情；或者是感时伤世，忧国忧民；或者是缅怀英烈，心绪奔腾；或者恸亲伤逝，生离死别；或者是遭逢灾厄，郁愤难伸；或者是赏心悦目，胸怀舒畅；或者是怀乡思远，婉转缠绵；总之，情怀万种，一言难尽。不是人们常说“少年时代爱写诗，青年时代爱写小说，中年以后爱写散文”么?古人云：“中年以来，伤于哀乐。”郁结于心中的哀乐之情，是最适用于用散文来宣泄的。
　　我曾收到3位业余作者联名寄来一封信，信上提出：“我们都爱读散文，并且立志于散文写作。我们读过不少散文，文字技巧相当高，题材也新鲜，但读后并没有留下深刻印象(恕我们直说，即使某些名家之作也难避免)；而有些作品文字朴素，写的也不是重大题材，却很能打动我们的心。请问这原因何在?”他们说到的有些散文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很可能就是缺少那一片真心、一段至情。或者情也是有的，然而不真、不深。不真就容易矫揉虚饰，不深就显得肤浅浮泛。而散文作为有悠久历史和强大生命力的文体，它的主导的美学品格，就在于以情感人。它必定需要真情，需要深情，而且要求作家不停止在单纯直线的抒情方式上，要作新的探索和突破。因为人的情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丰富、最多变的事物，将复杂的事物简单化，必然会导致雷同、模式化，也就必然丧失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我们不要求每一篇散文产生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应该要求它能打动人心，引起感情的波澜，同作者心心相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