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中外，诗与散文本来都不难区分，二者都有其不同于对方的外在标志。首先就是，诗讲格律，押韵脚；散文不讲，不押，随便得很。此外，诗还分行，从外国诗看，可以说古已有之。中国古诗似不分行，到了“五四”，白话诗兴起，鉴于它像散文又须与散文相区别，人们才将分行这个更明显的标志赋予它。照说有这些外在标志，诗是不容易和散文相混淆的。其实不然——
　　因为，至少在中国，从“五四”起，新诗逐渐摆脱旧体诗的各种标志，如韵脚、平仄、对仗、字数、行数等等限制，大胆采用着我手写我口的直白方式。这样，暂时虽仍保留分行的标志，诗不论真假，便日益接近于散文了。看来，诗好像更好写了，其实又不然——
　　因为，诗人已丧失任何从前借以藏拙的余地。好比参加柔道或摔跤，写诗必须赤膊上阵，什么武器都不要；又好比健美比赛，必须裸体参加，哪怕一层轻纱都不能披。这样，诗人似乎非显示这样的自信心不可：自己的作品敢于不依任何外援，而以其本质、本色、本相来同散文相区别，同时同任何伪劣冒牌诗相对比。
　　这样似易实难的考验，对于从前的诗人可谓得未曾见。记得从前听说，好心的作者常常鼓励抱怨旧体诗难写的初学者，只要把平仄、韵脚和起码的格律掌握好，就可写出像模像样的一篇来。这句内行话也可以让人这样体会：似乎只要把旧体诗的零附件弄到手，非诗也就可以冒充为诗了。然则，格律、韵脚、分行等等外在标志，岂非既是真诗人用以逞能的手段，同时又是假诗人用以伪装自己、蒙哄读者的道具吗?
　　可不是?越到现代，诗人的自信心越大，越不需要任何手段、道具、外援——连分行这最后的标志都不要了，全凭自己的诗意本身来争强比胜。从外表看，诗简直可以完全像散文那样写了起来，但它又决不等同于散文，它和散文应当有严格的内在区别。诗歌发展史上的这一进步(如果愿意称之为“进步”)，仿佛又是从善于艺术创新的法国诗人开始的。近年来，中国也盛行这样写起来的一些诗，被评论家甚至作者自己莫名其妙地称之为“散文诗”。殊不知这是新诗的一种从内而外产生的形式，同散文并无任何血缘关系。
　　既然原来诗与散文相区别的外在标志都不能保证诗之为诗，并且相继磨灭殆尽，那么，探讨诗与散文的本质区别，以帮助初学者少走弯路，便日益显得迫切了。
　　在一个地方我说过，没有规则或章法，就是散文的规则或章法；散漫、简短，不求完备，但讲个性，是散文几个被公认的特征。其实，诗同样甚至尤其强调独到、意外、突兀而起、戛然而止，决无故辙可依。这两类特征虽不一致，却颇近似，二者亦难相互区分。在另一个地方我又说过，诗是独白，是自言自语；散文是对白，怎么也是与人谈心。想不到诗也可以写成对白，如赠答体；而散文也可以写成独白，如日记体。我还想到，散文可以朗诵，可以迎合读者的思维轨迹而很快被接受；诗却不然，只能默读或低吟，才好让读者慢慢透过文字的陌生感，去摸索作者或有的那点影影绰绰的诗意。可是，接着又来了驳斥：“朗诵诗”呢?(虽然我始终认为，“朗诵诗”作为诗来说，其存在根据是可怀疑的。)
　　想来想去，想起高尔基的一篇文章《当人独自的时候》，写一个人闭门独处，会做出各种各样决不让人看见的怪相。中国的赵子昂画马，四肢着地作马状，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于是忽然大悟：这种在自己面前肆无忌惮、真正目中无人的心态，可能正是诗人写诗的心态。散文家写文章，决不会这样，他的文章要给人看，不能不顾忌读者的反应；诗人那样写出来的诗，同样要给人看，但读者一有异样的反应，他却能够以“你不懂诗”而让你无话可说。
　　诗与散文到底如何区分才是呢?聪明的诗人说：我只写诗，不说诗；诗一入微，不可说，不可说。像我这样企图通过能见度来区分二者的笨拙尝试，便充分证明这一点。但是，我有把握说的是，诗无古今之分，亦无中外之分，都只是每个诗人所独有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应重复的、会使包括其他诗人在内的整个世界为之吃惊的那一点诗意而已。诗就是诗，分行是诗，不分行也是诗；写成诗是诗，写成散文也是诗。不是诗就不是诗，不分行不是诗，分行也不是诗，写成诗的模样还不是诗，写成散文更不是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