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对我有个评价，说小说没有评论好，评论没有散文好，颠过来就是，评论比小说好，散文又比评论好。批评中有赞许，赞许中有批评，我听了只有苦笑，不敢多置一词。
　　说一个人散文写得好，就跟说一个英国人会说英语，说一个中国人会说汉语差不了多少，顶多是说他的英语或汉语说得好些。
　　附带的还有个说法，是，小说吃香时写小说，评论吃香时写评论，散文吃香了又写散文。若知道我写了《李健吾传》，说不定还会加上个做学问吃香了，你又做起学问。没说出的该是，文坛哪能容得此等势利之徒。
　　这，就连苦笑也笑不出来了。
　　我是学历史的，虽说“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学业，念兹在兹的还是个它。混迹文坛以来，不断地买书，约略说来，有几个高潮，起初是外国小说，后来是中外文艺理论，再后来是名家散文随笔，近几年是现代文学的各类著作。而这中间，始终如一，见了好的就买的，则是中国历史著作，比如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最初出来时就配齐了，新近听说美籍华人学者许倬云先生的《西周史》写得不错，书店里见了，想也没想就买了回来。
　　光写小说，实在不是我的本愿。二十多年前在吕梁山里教书，一个小山庄上，没有可参考的书，没有可讨教的人，有的仅是手中的钢笔，写教案的稿纸，对一个想出名想得快疯了的年轻人，你让他做什么去?
　　谁都得承认，写小说是一条最便捷的路。
　　后来的事就不细说了，总之一句话，眼界宽了，境遇好了，自家做得了自家的主，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做不好也不丢谁家的人。
　　小说，文学评论，做学问，不管是时势的催迫，还是心性的使然，都是存了心志，下了力气去做的。独有散文。是不经意间为之，又不经意间薄有声名。有人或许会说，这是你先有点学问的功底，写小说写评论又练好了手中的笔，才能这样挥洒自如。果如其然，也不是什么坏事，至少说明我这人还有点灵气，还堪造就。可惜不是这么回事，小说，评论，学术著作，这一切，我都是当作文章来写的。散文是最中国化的文章，自然更得用心写好。若说前一时期的写小说是练好了手中的笔，不是自诩，我上大学时这枝笔就练得相当好了。不信可以问问我的老师和同学们。而当年所写的，包括“大字报”在内，大都可说是散文。
　　就是小说，评论，学术著作，从大的文体上说，也都是散文，或者说是散文之一种。附带说一句，我们对文体的划分，实在混乱得很，有的是从内容上定义的，如小说、报告文学，有的是从形式上定义的，如诗、散文，于是有了散文诗、纪实小说、诗体小说等不伦不类的东西。
　　说到底，散文不过是器，器者，工具也。
　　这几年是散文热，报纸副刊大行其道，散文随笔连篇累牍，看得人眼花缭乱乃至手忙脚乱。有识者赞曰，这是中国文学正统之所存，也是中国文学希望之所在。又有有识者叹曰，提倡性情而性情坏，提倡散文而散文亡，篇目虽多而精品绝少。不光有识者看出这一层，就是无识如我者也感觉到了。
　　前些天，一位年轻朋友来我这儿闲谈，就说起过这个话题。她问这是为什么，我说，散文本来是“器”，它的使命是“用”。如今人们光是在做器，而不用，就像做了许多坛坛罐罐，里面什么东西都不装，一堆空坛子空罐子有什么好看的。柳宗元的散文，谁都说好，清冽，悲怆，不是他的文笔好，是他懂得文章的器与用交互相长的道理。他写《捕蛇者说》是为了“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写《送薛存义序》是为了“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就是纯然写景的《永州八记》，若舍了那一腔子的悲伤与凄凉，光凭几句“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和眼下许多可一言以蔽之为“某某到此一游”的散文，怕也没什么不同。韩愈写过许多墓志铭，被人讥为“谀墓”，我没全看过，若篇篇都像《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那样好，也就难怪有那么多人争着给他送礼金了。有所依傍，才能有所论列，多写几篇墓志铭实在不是什么可责怪的事。你不能看他得了多少金子，得看他的文章写得好不好。
　　现代作家中，朱自清的散文是够水准的了，论者每举例，多说他的《荷塘月色》写得怎么怎么好，我却不以为然，当然，作为一篇写景抒情的散文，《荷塘月色》也是够水准的。可是，若朱先生仅写些这类货色，怕也难称得上散文大家。我以为，他最好的散文，是《背影》、《给亡妇》这类怀念亲人的文字，还有那些给年轻人写的评论文字。在这些文章中，最能见出朱先生敦厚儒雅的性情。而后两类文章所以好，恰是因为其中“用”的成色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