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敏锐，通脱，精短，胆子大，好发议论，尚理想，读者多以同怀视之。
　　“学者随笔”可能理趣里面多点学问罢了。
　　或奇谈怪论高睨放言，或东拉西扯聊闲天，或软红尘味谈风月，或说三道四知人论世，或七嘴八古訾议时政，或澡雪精神多识鸟兽草木电子数字之名，或神游万仞做奇离古怪的梦，小至拉家常，大至谈国事，我手写我口，率性做文，随笔够随便的了!可是它笔墨好，诚实。
　　“随笔”一体，来自国外，二三十年代引入中国之后，同中国传统的“议论散文”相融合，形成“随笔”新体。除理趣盎然、文体随意这两方面大致近似以外，理性批判的新潮和个性张扬的狂放，个人情感的自由抒发和个性体验的坦诚表露是这种随笔的显著特点。由于这种随笔贯通古今中西，而改制图强的激情沛然于胸，非学贯中西的学人或思接千载的思想家敢为而能为之，因此，创立随笔新体的责任就落在一批博学杂识、才情横溢、敏感而沉郁的新文化人的身上，代表人物是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的随笔，当然就是名副其实的“学者随笔”了。它似乎比其后至今的学者随笔多些个人化的胆识与轻松。
　　粉碎“四人帮”以后，众士谔谔，随笔随着散文的崛起而中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当历史进入能够讲话的时代后，愤怒的作家上承“五四”新文化的传统终于发出怒吼。巴金作为“五四”作家和后来“在油锅里反复煎过”的过来人，“有一肚子话、一肚子的火”和“一身的骨头”，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第6个年，不顾老病之身，用他颤抖的灵魂和肌肉坚持八年抗战，写完五集《随想录》，冷对“明明在我四周徘徊”的“封建的幽灵”，“挖掘别人的灵魂，同时挖掘自己的灵魂，从而给‘十年浩劫’作一个总结”。这是一种精神!在巴金的“随笔精神”的感召下，资深的随笔作家以战士的姿态纷纷举起手中的笔，“岂是两间余一卒，新文苑，旧战场。”(《随笔》百期贺辞)回归“五四”反封建的主题，高扬科学、民主、自由与人道精神。“讲真话!”成为当时随笔显示作者风骨的一种时尚。
　　随笔进入90年代，由于特殊复杂的社会原因，随笔创作一度跌入低谷。“老来尚有疏狂志，干戚犹能舞不休?”(《随笔》百期贺辞)一些深谙世情和熟知历史的作家、学者、专家不便多写，但不能不写，《读书》、《随笔》一类杂志行其所当行，没有降低水平。历史大转型，社会大变革，习惯被打破，乱花迷眼又像乱了套，路在何方?1992年初，总设计师邓小平巡视南方，号召大胆解放思想。文士们不能不从个人的精神角度进一步审视过去，观察现在，关注民族利益与国家前途，寻觅人类的精神家园，使命感、责任心，不吐不快，因此，知人论世、谈天说地，而且轻快便捷的随笔便一发而不可收拾。随笔继续“说真话”，宁说“不一定是真理”的真话，不说“句句是真理”的假话。同样是“说真话”，但90年代必须“说”较之80年代更深刻的“真话”，言必真才实学，拿出真凭实据。
　　90年代随笔创作出现的新景观是一批有学问的老作家、老教授、老学者的加盟。在其他文学领域内，老先生们逐渐退出或者半退出，而将自己大半辈子的酸甜苦辣诉诸散文或随笔。新老随笔作家们敢言近事，于中外史实(野史犹甚)上下求索，考证钩沉，嬉笑怒骂，探幽发微，颇得“太史公”真精神。张中行1994年推出厚厚的几部学术小品集一鸣惊人。他集史、识、情、理于一身，驾上随笔的车子往来于历史、现实之间，古朴、老辣、漫不经心，不无世故的幽默。既然余秋雨的散文美其名曰“学者散文”，那么，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等一批老学人的随笔自然有了“学者随笔”的美誉。读者越来越欢迎，作者越来越多，新闻媒体正好推波助澜，随笔的写作空前活跃。随笔的手法多种多样，呆气尽脱。随着随笔的学者化，有关人文精神探讨的新思考在随笔中有所透露，上点档次的随笔大都被归入“学者随笔”的行列，随笔的品位随之提高。
　　八九十年代的随笔写作是“五四”以来我国随笔写作的第二次高潮，这一时期也许有待出现第二个鲁迅或超越鲁迅的随笔巨擘，但就总体而言，主体意识之觉醒，人格力量之独立，理性批判之深化，视野之开阔，思想之敏锐，智慧之过人，信息之密集，刚柔之随意，曲笔之高明，形式之多样，作者之广泛，都是“五四”时期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