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仅学过怎样写“散文”，而且我从小就读过不少的“散文”。我刚才还说过老师告诉我文章应当怎样写，如何从第一段讲到结束。其实这样的事情是很少有的。这是在老师特别高兴、有极大的耐心开导学生的时候。老师平日讲得少，而且讲得简单。他惟一的办法是叫学生多读书，多背书。我背得较熟的几部书中间有一部《古文观止》。这是两百多篇散文的选集：从周代到明代，有“传”，有“记”，有“序”，有“书”，有“表”，有“铭”，有“赋，有“论”，还有“祭文”。里面有一部分我背得出来却讲不清楚；有一部分我不但懂而且喜欢，像《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能慢慢地体会到它们的好处，也就能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但在当时也只能说是似懂非懂。可是我有两百多篇文章储蓄在脑子里面了。虽然我对其中任何一篇都没有好好地研究过，但是这么多的具体的东西至少可以使我明白所谓“文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以使我明白文章并非神秘不可思议，它也是有条有理，顺着我们的思路连下来的。这就是说，它不是颠三倒四的胡说，不像我们常常念着玩的颠倒诗：“一出门来脚咬狗，捡个狗来打石头……”这样一来，我就觉得写文章比从前容易些了，只要我的确有话说。倘使我连先生出的题目都不懂，或者我实在无话可说，那又当别论。还有一点，我不说大家也想得到：我写的那些作文全是坏文章，因为老师爱出大题目，而我又只懂得那么一点点东西，连知识也说不上，哪里还有资格谈古论今!后来弄得老师也没有办法，只好批“清顺”二字敷衍了事。
　　但是我仍然得感谢我那两位强迫我硬背《古文观止》的私塾老师。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自然我后来还读过别的文章，可是并没有机会把它们一一背熟，记在心里了。不过读得多，即使记不住，也有好处。我们有很好的“散文”的传统，好的散文岂止两百篇!十倍百倍也不止!
　　“五四”以后，从鲁迅先生起又接连出现了不少写新的散文的能手，像朱自清先生、叶圣陶先生、夏硏尊先生，我都受过他们的影响。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自己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有时它们还会帮助我联想到别的事情。我常常说，多读别人的文章，自己的脑子就痒了，自己的手也痒了。读作品常常给我启发。譬如我前面提过的那篇日本作家森鸥外的小说《沉默之塔》，我正是读了它才忽然想起写《长生塔》(童话)的。然而《长生塔》跟《沉默之塔》中间的关系就只有一个“塔”字。我1934年12月在日本横滨写这篇童话骂蒋介石，而森鸥外却把他那篇反对文化压迫的“议论”小说当作1911年版尼采著作日文译本(《查拉图斯特拉》)的代序。我有好些篇散文和小说都是读了别人的文章受到“启发”以后才拿起笔写的。我在前面说的“影响”就是指这个。前辈们的长处我学得很少。例如我读过的韩(愈)、柳(宗元)、欧(欧阳修)、苏(东坡)的古文，或者鲁迅、朱自清、夏硏尊、叶圣陶诸先生的散文，都有一个极显著的特点：文字精炼，不拖沓，不覵嗦，没有多余的字。而我的文章却像一个多嘴的年轻人，一开口就不肯停，一定要把什么都讲出来才痛快。我从前写文章是这样，现在还是如此。其实我自己是喜欢短文章的。我常常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更短些。我觉得越短越好，越有力。然而拿起笔我就无法控制自己。可见我还不能够驾驭文字；可见我还不知道节制。这是我的毛病。
　　自然我也写过一些短的东西，像收在1941年出版的《龙?虎?狗》里面的一部分散文。其中如《日》、《月》、《星》三篇不过两百多字、三百多字和四百多字。但它们也只是一时的感想而已。这几百字中仍然有多余的字，更谈不到精炼。而且像这样短的散文我也写得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