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刚刚说过我的文章里面的“我”不一定就是作者自己。然而绝大部分散文里面的“我”却是作者自己，不过这个“我”并不专讲自己的事情。另外一些散文里面的“我”就不是作者自己，写的事情也全是虚构的了。但是我自己有一种看法：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这个“我”是不出场的，然而他无处不在。这不是说我如何了不起。绝不!这只是说明作者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我并不是拿起笔就可以写出文章；也不是只要编辑同志来信索稿，我的文思马上潮涌而来。我必须有话要说，有感情要吐露，才能够顺利地下笔。我有时给逼得没办法，坐在书桌前苦思半天，写了又涂、涂了又写，终于留不下一句。《死魂灵》的作者果戈里曾经劝人“每天坐在书桌前写两个钟头”。他说，要是写不出来，你就拿起笔不断地写：“我今天什么也写不出来。”但是他在写《死魂灵》的时候，有一次在旅行中，走进一个酒馆，他忽然想写文章，叫人搬来一张桌子，就坐在角落里，一口气写完了整整一章小说，连座位也没有离过。其实我也有过“一挥而就”的时候。我在二十几岁写文章写得快，写得多，也不留底稿；我拿起笔，文思就来，好像是文章在逼我，不是我在写文章一样。我并无才能，但是我有感情，有爱憎。我的文章里毛病多，但是我写得认真，也写得痛快……
　　我拉拉杂杂地讲了这许多，也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不想有系统地仔细分析我的全部散文。我没有理由让它们耗费读者的宝贵时间。在这里我不过讲了我的一些缺点和我所走过的弯路。倘使它们能给今天的年轻读者一点点鼓舞和启发，我就十分满足了。我愿意看到数不尽的年轻作者用他们有力的笔写出反映今天伟大的现实的散文，我愿意读到数不尽的健康的、充满朝气的、不断地鼓舞读者前进的文章! 　　
　　　　　　　　　　　　　　　1958年4月 　　
　　注：
　　①　我后来还写过不少这一类的旅行记。这种平铺直叙、毫无修饰的文章并非是可以传世的佳作，但是它们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
　　②　一位读者读过收在《特写选》中的《坚强战士》，向我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您是怎样访问这个战士的?您访问了他几次?您长期在朝鲜战场生活，对您写这个人物很有帮助吗?
　　(二)您是不是能谈谈您的写作经过呢?听说您写这篇文章，改写了几次，才写成现在这样，那么请您告诉我您是怎样改写的，好吗?……
　　我的回答如下：
　　第一，您问我访问了张渭良同志几次。其实，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张渭良同志一面。我1952年第一次到朝鲜，在志愿军某部的一个连队里听见人谈起张渭良同志的英雄事迹，我受到感动。我想为这个坚强的人写一篇通讯报道。张渭良同志当时在国内治病，我又没法见到他的兄弟张渭兴。我只好向每个见过张渭良同志或者知道他的故事的人打听，要求他们把所知道的尽量告诉我。我得到了不少位同志的帮助。他们虽然谈得不多，但是把大家谈的集在一起，我也有了一个简单的轮廓。一位姓朱的年轻同志谈得多些，他见过张渭良同志，这个坚强的人在病床上对他谈过话。另一位同志给我一本志愿军某部印的介绍本军功臣事迹的小册子。上面有一篇介绍“坚强战士”的短文，那时张渭良同志已经获得“坚强战士”的称号了。曾思明同志写的这篇短文对我很有帮助。
　　我在朝鲜住了7个月，1952年10月回国，《文艺月报》在上海创刊，要我写一篇小说。我就写了《坚强战士》。关于张渭良同志的材料我搜集得不多，必须求助于想象，因此我不得不增加一些材料里没有的东西。我称我的作品为小说，便有了放手去写的勇气。但是我仍然不敢凭空想象。我只好利用我在朝鲜战地七个月的生活经验。我对三八线一带的情形还知道一点。动笔以后，小说的写作进行得很慢。英雄在受苦，作者也在受苦。空气沉重，我的文思也迟钝。我在写作的时候好像跟着人物一同生活。那个时候我也曾仰卧在地板上用两只肘拐和一条右腿爬行。我的小孩因此也知道了“坚强战士”的故事，还用铅笔画过一幅志愿军叔叔爬回阵地的幼稚的图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