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好多年来，人们常有一种担心，怕“五四”以来形成的那种雅淡的，蕴含书卷气与人生情趣，亲切随和的“谈话风”的
散文，会渐趋湮灭。许多重要的作家和作品不再有人提起，幸而流传的仅止于朱自清的几则小品，与许地山的一篇《落花生》而已。这情形到近一两年才有所改观。
黄：本来，“五四”以来的新
文学，成绩最好的就是
散文。可惜后来
散文的路子越走越窄，只剩下了那种做作气很重的“抒情
散文”。汪曾祺说过，这二三十年
散文的一个特点是过分重视抒情，即所谓“为赋新词强说愁”。因此，真切地表达个性，表达独特的人生感受，那种冲淡、朴素的
散文风格，就更显得可贵。
刘：现在，不仅知堂
散文受到读者欢迎，包括林语堂、俞平伯、丰子恺、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一大批现代作家的
散文，都有走红的趋势。你虽然写过不少批评知堂的文章，但我一直认为，你是知堂
散文真正的继承者。你早期的《锦帆集》、《锦帆集外》里那些优美的纯
散文我也喜欢，但更喜欢你收在《榆下说书》、《银鱼集》中的那些“书话”，我觉得这是最能发挥你的个性特长，最具有那种闲闲的“谈话风”，而又最耐得咀嚼的。你能谈谈关于书话的看法么?
黄：书话其实是一种随笔，一种很有
文学性、很有情趣的文字。这同古人的“读书记”不一样，像《义门读书记》，主要是摘记零星的资料或考订。书话则更接近于清人黄荛圃的题跋，他往往不多谈书的内容，却喜欢在题跋里记琐事，谈买书经过、书肆、书商、书价、藏家，包括日常生活，都随手记下。许多学者对这类杂七杂八的文字不以为然，像我这样的读者却是读得津津有味。再往上推，这一类题跋文字可以说是宋人开创的，苏轼、黄庭坚、欧阳修、陆放翁，都写过不少很漂亮的跋文；尤其使人不能忘记的是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那简直可说是书话这一
文学形式的开山之作。新
文学中开创书话文体的当然是知堂，他用
散文的形式谈老书，常能谈得十分精辟而又举重若轻。阿英的《夜航集》和唐的《晦庵书话》是谈新书的，也写得很有风趣。最近读到孙犁的《耕堂读书记》，也是很精彩的书话作品。书话并不好写，它从一本书讲起，却又并不限于书，往往引申开去，谈点别的，发点感慨和牢骚，很随意，包含面很广，但又不是漫无边际。写书话有时不免要抄书，其实抄书也不容易，往往读一大部古书，值得抄的就那么几行。为什么抄这段不抄那段，其实是反映了作者的眼光、识见和学养的。至于我自己，受到鲁迅的影响要更大些。他的有关读书的
散文，都一直是我爱读和学习的范本。
刘：知堂在为俞平伯的
散文集作跋时，曾说新
散文除了抒情的成分外，还须有“涩味与简单味”的杂糅调和，“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
语文来。”好像唐在《晦庵书话》里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好的书话是知识、情感与文辞的结合。
黄：所以说书话其实是
散文的一种，是一种很值得注意的
文学样式。北京三联书店在范用主持下出过一系列书话集，搞得很有气势，我估计大多是赔本出书的。三联有文化眼光，是当今出版界的佼佼者。可惜近来不再出这种有趣的书了。
刘：你的记者生涯与创作生活是交叉或并行的，像《关于美国兵》、《旧戏新谈》那样的书，既可以说是通讯与报纸副刊文章的结集，也可以看作是
散文作品。我读你的通讯不多。从你“老虎桥边”采访周作人的文章，和你采访许广平后谈鲁迅遗书的那些名篇中，不难看出，要不是大量读书，掌握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是当不成像你这样的记者的。从你的《珠还记幸》中，也可看出你当年来往于那么多大知识分子中的活跃的身影。
黄：作为一个记者，兴趣一定要广泛，一定要什么书都浏览一下。我曾经说过这样的笑话：当记者的遇到任何一个对象，谈上半小时，要谈得入港而又没说出外行话来，这才算是及格。过去记者分工不像现在这么细，各方面的人和事都要接触，政界、学界、艺术界，三教九流，五花八门，知识面不广不行。我没有什么根底，旧学的根底也没有，因为当记者，认识了许多文化界的人；平时自己胡乱翻书，逐步积累了一点点零碎的知识。所以我说不上有什么专业，不过是杂家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