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谈文学与政治
　　近年编书之风日甚。一编者送来一文选，皇皇三百万言，分作家卷、学者卷、艺术家卷，共八大本。我问，“何不有政治家卷?”问过之后，我不由回视书架，但见各种散文集，探头伸脖，挤挤擦擦，立于架上，其分集命名有山水、咏物、品酒、赏花、四季、旅游等等，只一个“情”字便又分出爱情、友情、亲情、乡情、师生情等等，恨不能把七情六欲、一天二十四小时、天下三百六十景都掰开揉碎，一个颗粒名为一集。“选家”既是一种职业，当然要尽量开出最多最全的名目，标新立异，务求不漏，这也是一种尽职。但是，既然这样全，以人而分，歌者、舞者、学者、画者都可立卷，以题材而分，饮酒赏月，卿卿我我，都可成书，而政治大家之作，惊天动地之事，评人说史之论，反倒见弃，岂不怪哉?如果把文学艺术看作是政治的奴仆，每篇文章都要与政治上纲挂线，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当然不对。过去也确曾这样做过。但是如果文学远离政治，把政治题材排除在写作之外，敬而远之，甚至鄙而远之，也不对。
　　政治者，天下大事也。大题材、深思想在作品中见少，必定导致文学的衰落。什么事能激励最大多数的人?只有当时当势最大之事，只有万千人利益共存共在之事，众目所注，万念归一，其事成而社会民族喜，其事败而社会民族悲。近百年来，诸如抗日战争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人帮”的覆灭，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中国确立市场经济体制、香港回归等，都是社会大事，都是政治，无一不牵动人心，激动人心。
　　夫人心之动，一则因利，二则因情。利之所在，情必所钟。于一人私利私情之外，更有国家民族的大利大情，即国家利益、民族感情。只有政治大事才能触发一个国家民族所共有的大利大情。君不见延安庆祝抗战胜利的火炬游行，1949年共和国成立庆典上的万众欢呼雷鸣，1976年天安门广场上怒斥“四人帮”的黑纱白花和汪洋诗海，香港回归全球所有华人的普天同庆，这都是共同利益使然，一事所共，一理同心，万民之情自然地集中爆发与流露。文学家艺术家常幻想自己的作品洛阳纸贵，万人空巷，但便是一万部最激动人心的作品加起来，也不如一件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政治事件牵动人心。作家、艺术家既求作品的轰动效应，那么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好的依托，好的坯子，亦即好的题材，借势发力，再赋以文学艺术的魅力，从大事中写人、写情、写思想，升华到美学价值上来，是为真文学，大文学。好风凭借力，登高声自远，何乐而不为呢?文学和政治，谁也代替不了谁，他们有各自的规律。从思想上讲，政治引导文学；从题材上讲，文学包括政治。政治为文学之骨、之神，可使作品更坚、更挺，光彩照人，卓立于文章之林；文学为政治之形、之容，可使政治更美丽、更可亲可信。他们是各有互补的，不能绝对分开。
　　但是，目前政治题材和有政治思想深度的作品较少。这原因有二：
　　一是作家对政治的偏见和疏远。由于我们曾有过一段时间搞空头政治，又由于这空头政治曾妨碍了文学艺术的规律，影响了创作的繁荣。更有的作家曾在政治运动中受整，身心有创伤，于是就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政治与文学是对立的，转而从事远离政治的纯文学。
　　确实文学离开政治也能生存，因为文学有自身的规律，有自身存在的美学价值。正如绿叶没有红花，也照样可以为其叶。许多没有政治内容或政治内容很少的山水诗文、人情人性的诗文不是存在下来了吗?有的还成为名作经典。如《洛神赋》、《赤壁赋》、《滕王阁序》，近代如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但这并不能得出另一极端的结论：文学排斥政治。既然山水闲情都可入文，生活小事都可入文，政治大事，万民所注的事为什么不可以入文呢?无花之叶为叶，有花之叶岂不更美?如果政治和文学相得益彰互相尊重呢，不就是如虎添翼、锦上添花、珠联璧合了吗?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过去一些“左”的做法，和“左”的创作思想、创作模式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但是不能走到另一极端。我们曾经历过“文革”时期什么都讲阶级斗争的“革命文艺”，弄得文学索然无味。但是，如果作品中多是花草闲情，难见大情、大理，也同样平淡无味。如杜甫所言“但见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