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诗派  湘乡派  鸳鸯蝴蝶派  象征派  论语派  香奁体 徐庾体 长庆体

 

晚唐诗派 

标榜学晚唐诗的近代诗派。领袖人物为樊增祥、易顺鼎。他们着重学习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韩□，从韩□“香奁体”入手,好作艳体诗,追求对仗工巧，隶事精切，词采富艳,诗风典赡华靡,工整绵丽。樊增祥自称“性耽绮语”,“学诗自香奁体入”。学诗之初,“积诗千数百首，大半小仓（袁枚）、瓯北（赵翼）体，其余皆香奁体也”。又说“三十以前,颇嗜温、李,下逮西□，即《疑雨集》、《香草笺》，亦所不薄”（《樊山全集》续集第26卷）。易顺鼎诗以“近于温李者居多”，“以学晚唐者为最佳”。近体诗“惟以裁对鲜新工整为主”，晚年“益纵情于舞榭歌场”，诗“多冶游之作”（陈衍《石遗室诗话》）。属于这一派的主要诗人还有三多、李希圣、曹元忠等。

三多，字六桥，又署鹿樵、可园。满人。曾官绥远、奉天都统，杭州、库伦驻防大臣。为樊增祥诗弟子，工于隶事，极似樊。所不同者，诗多边地莽苍之气，善以满蒙方言入诗。有《可园诗钞》。李希圣(1864～1905)，字亦元。湖南湘乡人。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官刑部主事。诗大多为七律，专学李商隐。有《雁影斋诗存》。曹元忠，字君直。江苏吴县人。光绪二十年(1894)举人，曾官内阁中书。诗亦专学李商隐，其工妙不下李希圣诗，有《北游小草》。

湘乡派 

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岑论文派书》）；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显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

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曾国藩亦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此当指桐城派古文。因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