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共产党所领导的文学运动。1945年，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取得胜利。美国占领日本，取消军国主义法西斯律条《治安维持法》。长期遭到监禁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革命家和革命作家获得自由。随着日本共产党的重建，它所领导的文化运动和文学运动也逐步兴起。
　　日本战后的革命文学运动，是在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领导下开展的。他们总结了战前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经验，认为必须克服战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发动“民主主义文学运动”。根据当时日共中央提出的重建党和斗争方针， 由藏原惟人、 中野重治(1902～1979)、壶井繁治(1897～1975)、秋田雨雀(1883～1962）、江口涣(1887～1975)、洼川鹤次郎（1903～1974)、藤森成吉（1892～1977）、宫本百合子(1899～1951) 、德永直（1899～1958）等人发起，1945年建立新日本文学会”。翌年出版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并宣布 5条纲领：①创作和普及民主主义文学；②发扬和集结人民大众的创造性文学力量；③同反动文学和文化进行斗争；④争取进步文学活动的完全自由；⑤同国内国际进步文学和文化运动联合与合作。1946年，日本共产党第 5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政策》中关于文学的部分，与“新日本文学会”纲领的基本精神完全一致。评论家、后来担任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的中岛健藏(1903～1979)、小说家阿部知二(1903～1973)分别担任过这个组织的主席、 副主席。 老作家志贺直哉(1883～1971)、 野上弥生子(1885～ )、 广津和郎(1891～1968) 等也曾给以赞助。
　　以后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主要有：宫本百合子的《播州平野》（1946～1947）、《知风草》(1946)、《两个院子》(1947)、《路标》(1947～1950)，中野重治的《五勺酒》（1947），德永直的《妻啊！安息吧》(1946～1948)，佐多稻子(1904～ )的《我的东京地图》(1949)，壶井荣（1900～1967）的《妻子的地位》(1949)，田中英光(1913～1949)的《少女》(1947)，山代巴的《款冬花梗》(1948)等。
　　1950年共产党情报局批评日共，在日共领导阶层中产生主流派和国际派的分歧。在文化方针方面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以藤森成吉、野间宏(1915～ )、德永直等人为代表的一些党员作家一度脱离“新日本文学会”，重新出版《人民文学》杂志（1950年创刊）。“人民文学派”不满意“新日本文学会”的上述纲领，而主张必须把下列各点明确地写进纲领中去，即文学统一战线必须由共产党领导，作家要深入工厂农村，重视培育工农作家等。他们认为宫本百合子是小资产阶级作家，并对她展开批判。这一派作家于1952年重新回到新日本文学会，避免了进一步的分裂。
　　另外，还有一批评论家，如本多秋五(1908～ )、平野谦(1907～1978)、荒正人(1913～1979)、埴谷雄高(1910～ )、小田切秀雄(1916～ )、佐佐木基一(1914～ )、山室静(1906～ )等七人，在1946年创刊《近代文学》杂志。这些评论家大多受过战前低潮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目睹革命文学家受到的压迫和侵略战争的失败，度过了所谓“黑暗峡谷”。尽管他们也都隶属于新日本文学会，但却保留着相对的独立性，采取尊重文学自主性的立场。他们曾经提出政治与文学论（主要围绕关于小林多喜二及其作品的评价问题)、换代论、自主论等问题,同新日本文学会内的主要文学家如中野重治等展开论争。他们还就战前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所谓“偏向”、党员作家的变节和支持侵略战争等问题开展批判活动。在这些论争中，宫本显治和藏原惟人也发表过一些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近代文学派力量不断增长，1946年虽有评论家小田切秀雄由于意见分歧宣布退出，翌年却有久保田正文(1912～ )、花田清辉(1909～1974)、大西巨人(1919～ )、野间宏、福永武彦(1918～ )、加藤周一(1919～ )、中村真一郎(1918～ )等8人加入近代文学派；1948年还有寺田透 (1915～ )、三岛由纪夫(1925～1970)、安部公房(1924～ )、武田泰淳(1912～1976)、岛尾敏雄(1917～ )、梅崎春生(1915～1965)、椎名麟三(1911～1973)、高桥义孝(1913～ )等相继参加。他们一般被称为“战后派”作家。新日本文学会内，党员作家之间和“人民文学派”内部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同时，近代文学派作家不断地发动论争。1964年，中野重治、佐多稻子、野间宏和竹内实等人，又因为赞成苏美间的部分核试验条约而被开除出党，即与近代文学派所属一些主要作家结成同人(后来又有一些新的作家参加进去)，与日共党员作家间的意见分歧日益尖锐，终于逐步控制了新日本文学会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