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作《屈原传》，是自抒其一肚皮愤懑牢骚之气，满纸俱是怨辞。盖屈原获罪被放，司马亦获罪被刑，其获罪同，而所以获罪则不同，屈原宜怨，司马不宜怨。何也?屈原之怨亲亲也，怨君蔽于谗佞，宗社有累卵之危，自信一身可以维持，而不见用，虽然，惟楚有材，他国多用之以成霸，三谏不听则去，原岂不知，何必怨，然不可以是律原者，原宗臣也，宗臣死社稷，职也，其眷眷君国，不忍遽死者，冀君之一悟，而鬻熊之血食可延，冀谗佞之一改，而高阳之苗裔不斩也。无何日甚一日，诸臣愚弄其君于掌上，而不之改，其君日受诸臣之愚弄，而不之悟，欲维持而不能，欲坐视而不忍，夫安得不怨，怨而极，无所复之，安得不死?其辞曰，吾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证兮，夫惟灵修之故也；终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君子谅其怨，悲其志矣。若司马之怨，不过为庇一李陵而不得耳，陵受命出征，兵败降虏，为将之罪，莫大于是，天子诛其家，以正其罪，法也。即陵之对苏武，亦言罪通于天，而不自讳，而司马则谆谆恳恳，向天子表陵之能，解陵之罪，欲天子徇其请，枉法而赦陵，褊之甚也。幸武帝宽大，不以为党恶，竟置诸族，止以为游说，而下于理。在司马自当省过认罪，反躬自咎而自安焉，可也，乃怨天子不徇其请，而反罪之，又怨诸臣之媒孽陵而文致之。呜呼，既生降也，何用媒孽，降敌可赦，国法安用哉!故曰，司马之怨，不宜怨者也，乌得与屈大夫同日论哉!篇首叙受谗之故，作《骚》之由，文情斐亹，音节激越，中叙外欺内感，以致丧师失地，活画出一怀王，言少事该，比《国策》更为简练。篇末慨君终不悟，已不必生，悲愤淋漓，如怨如慕，鹃啼猿啸，听之泪下，忠臣至死，犹系心君国，所谓身死而心不死也，真善状屈子苦哀。通体以叙事夹议论，一唱三叹出之，声调超迈，亦是《国风》《小雅》之遗。（《读史管见》卷二《屈原列传》）

于慎行

《史记·屈原传》为文章家所称，顾其词旨错综，非叙事之正体。中间疑有衍文，如论怀王事，引《易》断之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即继之曰“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何文义不相蒙如此!世之好奇者求其故而不得，则以为文章之妙，变化不测，何其迂乎!(《读史漫录》卷二)

陈三立

太史公越周迄汉，而为《屈原贾生列传》，学者皆称取其怀忠迁放，并工为骚赋相类，与并世先后传老子、韩非，异世传扁鹊、仓公是其例，固宜有然者邪!吾意太史公盖以为七十子之后，周、汉相望，百余年之间，有王佐制作之才者，唯屈原、贾生两人而已。其传屈原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其传贾生曰：“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屈原、贾生所为宪令仪法，不可得具知，要必追先王之意，去苟简之治，易敝通变，所谓拨乱世反之正，有相为出入者。太史公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方痛世运之流而不返，生民之祸无终极，积久而愈烈，意非有如孟子所推天民大人名世者出，不足扫除更张敝法，以复隆古而维后世，而于其所俯仰睥睨之名儒功臣既举，未可以语此者，于是旷世低徊，而独默许此两人，为之示其微尚所在而不恤，特与扁鹊、仓公同例。若曰医民疾者，周时独有扁鹊，汉时独有仓公；医国病者，亦独周屈原汉贾生耳。呜呼，彼宪令仪法二书者之不存，此太史公之所深痛，故独感慨悲吟于其辞赋，而如贾生陈政事之粗迹，转可以略而不具者也。若其《鲁仲连邹阳列传》，则已自明邹阳附鲁连之故无隐情，疑与此异云。（《散原精舍文集》卷五《书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后》）(李晚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