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时代焦虑症

　 15年前，黄子平在谈论20世纪中国文学时，说了这么一段话："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同样充满了危机感，充满了焦虑，一种骚动不安的焦灼……中国文学中个人具体的焦灼总是很快上升到民族的危机感，它的焦虑是一种感时忧国的焦虑。"[1]如果要在这绵延百年的焦虑、焦灼和危机感中寻找一个顶点，一个典型的话，那么首推样板戏。从文学到剧本，从舞台剧到电影，样板戏经历了无数次改编，接待了无数的观众，这一次次改编和观赏的过程，也正是上述焦虑、焦灼和危机感不断加强、不断释放的过程。

　　焦虑、焦灼、危机感讲的都是心理状态，在这三个概念中与心理学有关的是"焦虑"。就个体而言，焦虑是一种变态情绪，"包含对危险、威胁和需要特别努力但对此又无能为力的苦恼的强烈预期。"[2]就群体而言，焦虑是一种社会性的心理状况或精神状态。人们常常把它简称为"心态"。搞文化研究，尤其是搞文化史研究的学者给它下的定义是："心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常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而积淀在特定的文化中并构成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3]从发生学的意义上讲，样板戏是个体焦虑与群体焦虑共同培育出来的艺术怪胎。

　　这个怪胎的产生首先得力于毛泽东。有很多人研究毛泽东，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从心理上去研究这位伟人。我认为，晚年毛泽东患有严重的焦虑症。这一点可以从毛的卫士、秘书、医生等人的回忆和毛主政时的所作所为中得到充分的印证，其病因与国内国际的形势有关，也与患者本人进入更年期有关。[4]毛的这一症状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初露端倪，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加重，到了1962年，毛的焦虑症外化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则是毛的变态心理全面而持续的发作。

　　当然，把毛泽东的上述行为完全归结为心理变态是片面的，毛之所以对阶级斗争如此重视，与中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吸收有着重要的思想联系。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中共建党思想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那里最早、最认真、最实用性地接受过来的思想遗产。[5]中共党内的理论家始终用它来解释人类历史，以它作为区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惟一标准。[6]

　　但是，完全忽略毛的心理因素也同样是片面的。毛的个人因素与党的思想传统，以及权力、路线之争和国际的压力等构成一种合力。在这种合力的作用下，毛越来越深地陷入紧张和恐惧之中，反映在意识层面就是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并不是来源于现实存在的危机，而是来自于他想象中的灾难--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臆测、关于战争将临的幻觉，关于帝修反颠覆红色政权的恶梦，关于"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睡在身边的恐慌……总之，关于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焦虑。

　　如果仅仅是毛一个人在那里焦虑，事情还好办点；要命的是，整个民族也患上了焦虑症。百余年来割地赔款，落后挨打的耻辱，使这一文化心理长期处在极度的压抑之中。富国强兵成了国人的梦想："本世纪初，孙中山预言中国的大跃进，'五四'时期李大钊歌颂'青春'的中国，郭沫若描绘民族的'涅槃'与新生，周恩来呼唤中华民族的'腾飞'，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振臂高呼'中华民族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7]然而，这一民族的"白日梦"并没有因为新中国的成立而成为现实，国人盼来的是一连串的内焦外困，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鹤唳风声，是中苏论战，是国际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难圆之梦变成了集体的焦虑。

　　当大众传媒和各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把伟大领袖的焦虑传达给各级干部和广大民众时，犹如干柴遇到烈火，集体危机感轰然而起。全国上下都陷入极度紧张和过敏之中。阶级斗争成了解救危机的法宝。国人都成了阶级斗争幻想狂，终日里神经兮兮，到处寻找阶级敌人。这种情况很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那时的法国人整天生活在"一种无与伦比的紧张气氛"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与"决裂感、阴谋忧患及谣言轻信结合起来，推动着法国革命群众一步一步地向最激烈的方向前进。"[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