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如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京剧中的紧张处境"几乎被大大唱工和琐碎情节冲淡了"（48）。同样的情况也在样板戏中出现。

　　相对而言，《红灯记》骨干场次之一的《刑场斗争》中，这一问题是比较明显的。随着高亢的"狱警传"导板，李玉和有些踉跄却无比坚定地走上刑场。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唱为主的长子。李玉和出场后第一段唱就达20句之多，而后在见母、见女时又有大段唱工。钱浩梁在《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中说道："江青同志指示，在《刑场斗争》中要为李玉和安排大段的唱……充分抒发革命豪情，唱出他对革命的理想，对革命必胜的信念。"（49）这段显然出于塑造革命英雄英武形象需要而安排的唱儿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过长的抒情使李玉和显得文质彬彬。事实上这一点在创作时就有人预见到了，钱浩梁称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批人曾"胡说"什么"李玉和在这段戏中不宜唱得太多，唱多了戏就'温'了"（50）。"温"一般作"瘟"，指剧情或表演不足（51），平淡无奇，剧场效果不佳。今天看来，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话是极有道理的。

　　《刑场斗争》虽然号称本剧的骨干场次，但过多的唱腔使剧情长时间地被延搁，几乎毫无进展。祖孙三代的以演唱来互诉衷肠使革命、斗争几乎失去了对象，"敌人"在这里销声匿迹，矛盾冲突明显不足，观众的视线也被这些唱腔吸引到"技术"上来，并部分投向一家三口的革命情感上，这使样板戏要表达的革命主题有所削弱。

　　实际上,《红灯记》的"个人情感"并非由于革命主题因剧情被延宕而削弱才出现，它一直存在于剧中，并不断逸出革命主题之外，知识由于革命主题的被削弱，它才得到了不断的强化。江青在《谈京剧革命》中要求"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52）。在这种要求下，样板戏一直以塑造高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为宗旨，个人情感被革命情感淹没的无影无踪，即使《红灯记》中，由于题材--一个家庭的革命故事--使个人感情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革命主题仍然将个人情感重重保卫，使其只能在裂缝中生存。然而在我看来，《红灯记》中最为感人之处，大都含有个人感情因素。

　　第一场李玉和开宗明义的"提篮小卖"唱段，以"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预示了铁梅的革命未来，但此前的"提篮小卖拾煤渣，担水劈柴也靠她，里里外外一把手，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玉和分明是以一个父亲而非革命者的身份表达了他对女儿的怜爱之情。

　　与革命主题一样，个人情感的最为淋漓尽致的表达，是在《痛说革命家史》一场。这一场中革命情感、个人情感相互交织，从而产生了极为感人的效果。特务要带走李玉和时，铁梅的痛哭失声与李奶奶的声音的颤抖是显而易见的个人情感的爆发，而李玉和临行前的嘱托--那段著名的[二六]则复杂得多。这是一段充满隐喻与双关的话，为了分析方便，将唱词抄录如下： 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会应酬。时令不好风雪来得骤，妈要把冷暖时刻记心头。小铁梅出门卖货看气候，来往账目要记熟，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与奶奶分忧愁。

　　从字面上看，对母亲所言主要表明李玉和对革命的感情，对铁梅则主要表达他个人的感情。然而只要细加品味，这两种感情则是交织在整个一段唱中的。"千杯万盏会应酬"是否含有安慰母亲、让母亲放心之意？"困倦时留神门户防野狗"是否暗示女儿小心特务走狗？"烦闷时等候喜鹊唱枝头"是否是革命胜利的暗示？正是这种模糊的语言使观众体验了"阴谋恐怖"的快感（近似自虐的快感，也与文革期间恐怖的社会气氛有关），也充分体现了韩毓海所谓的"侦悉模式"，即与隐藏的敌人斗争或打入敌人内部进行斗争的故事/心理模式（53）。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段唱中，李玉和将对革命及母亲、女儿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产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之所以动人，并不仅在于革命故事，更在于祖孙二人强烈的个人感情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