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具体的历史语境都有其特定的艺术想象力和解读趣味。样板戏在一度狂热的"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当然有其"合理性"：在摧毁一切旧偶像的时代氛围中，过于精致、细腻、感伤的人物形象与"革命"的氛围格格不入，"革命"的热情在"革命"的初期更需要压倒一切的气势和振臂一呼的呐喊，粗糙、简单但充满血与火的激情的革命英雄在这种时代氛围中能够迅速地为大众所接受，逻辑的严谨和思考的深入则成了怯弱的代名词。所以，样板戏的"激进"样板戏的复仇情感能够在一段时间内迅速获得响应，依靠的是非常特殊的历史语境，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超级宣传机器的配合，一旦这些外部条件开始发生变化，样板戏的英雄偶像系列失去了狂热的"革命时代"特殊氛围，其肤浅、粗糙、虚假的一面便在"革命"退潮之时显露"原形"。

　　样板戏曾经整整十年在华夏大地上无处不在地喧嚣聒噪着人们的耳膜，样板戏也曾经因为"怀旧"的欣赏需要在"文化大革命"后再度煽起人们的观赏热情。但是，样板戏先验规定了的角色等级窒息了英雄人物性格的发展和人物血肉情感的生动表达。样板戏的单向度的复仇情感更抹除了任何"微观情感"的深度叙述，假如将样板戏的这种叙述和表演模式放在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新文艺的发展的历程来看，则只能说明样板戏粗暴地断裂了五四以来的以"人"更多地是以普通人的情感为表述对象的启蒙文艺观念。

　　样板戏的登台到样板戏的终结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个案，角色等级与仇恨视角只是样板戏叙事和表演中的重要表征，样板戏的叙事模式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的深层关系，样板戏表演程式以及样板戏电影的拍摄技巧与样板戏英雄观之间的联系，样板戏的改编推广与样板戏创作者、改编者、宣传者、推广者对大众想象力的把握等等问题都有可能让当代的解读者从更新颖的角度来考察样板戏。样板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用样板戏掀起"革命"狂热的历史语境也已经不存在了，但文艺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犬牙交错的关系，任何利用文艺掌握大众的想象方式，则始终未丧失其研究价值，而是值得我们的不断地审视和分析。 　

　　[1]毛泽东《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
　　[2]江青《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红旗》杂志1967年第9期
　　[3]参看严家炎《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冯健男《再谈梁生宝》《上海文学》1963年9期；秦德林《这样的谈艺术价值是恰当的吗？--评严家炎同志对〈创业史>的评论》《上海文学》1963年11、12期
　　[4]江青《谈京剧革命》《红旗》杂志1967年第6期
　　[5]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对塑造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一些体会《红旗》杂志1969年11期
　　[6]方进《要塑造典型，不要受真人真事局限》《人民日报》1974年7月18日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面
　　[8]参见卡莱尔《英雄与英雄崇拜》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第1版
　　[9]参见戴嘉枋《样板戏的风风雨雨》知识出版社1995年4月第一版
　　[10]参见上海京剧团《智取威虎山》1970年7月演出本人民出版社1971年7月第一版 
　　[11]于会泳《让文艺舞台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文汇报》1968年5月23日
　　[12]毛泽东《毛泽东对文学艺术的批示》（1964年6月27日）批示认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少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那样的团体。"此文重新发表于《红旗》1967年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