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程红兵有“位移”的自由，但我不能不对他的“位移”感到遗憾。因为没有批判就没有建设，一旦离开了批判，建设就会走向茫然，甚至走进新的误区。从批判（此前还有怀疑）到建设，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完整的逻辑运动，我们不能只要前者而舍弃后者，更不能只要后者而舍弃前者，或者一当走向建设便过河拆桥，将批判一脚踹开，如同我们只要果实而不要果树一样。批判先于建设，但它并不止步于建设。因为建设需要不断完善，需要不断地更正甚至推翻。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批判的过程。反之，批判往往要以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向旧观念、旧方法发出挑战，这未尝不是一种建设。即便是纯否定性和破坏性的批判，也为催生新观念、新方法打下了基础。因此，批判是建设之母，它不但孕育了建设，并且不断地为建设尽哺乳之职。尽管批判和建设在不同的阶段会有所侧重，但它们并没有明显的界限，不能人为地割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对程红兵从“批判现实主义者”向“建设现实主义者”的“位移”不以为然。
笔者决不否认建设的重要性，更不否认程红兵等当代名师取得的建设成果。但我以为有些名师由于过分看重个人的建设（这是赖以成为专家的资本），而忽视了须臾不可丢掉的批判精神，已显得力不从心，后劲不足。有的为了快出成果，甚至完全脱离批判，致使建设只是流于形式，与真正的改革相去甚远。迄今为止，语文教坛尚未产生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引领课改的大师级人物，其重要的原因并不是缺少“建设”，而是匮乏怀疑与批判。这种匮乏极大地阻碍了思想的解放，使看似异彩纷呈的“建设”无法摆脱观念上的局限和视野上的逼仄。
毋庸讳言，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盛行歌功颂德，抑制怀疑批判。而在承担着提高国民素质之重任的教育界（尤其是语文界），更是盛行着“唯书唯上”、迷信权威的不良风气。这就不难解释：当几年前圈外人士对语文教育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时，为什么语文界内部却是死水一潭；当《教师之友》展开对“那一代”名师的反思时，为什么有些人视若洪水猛兽，并斥之为“借批名而扬名”（殊不知其中两位作者并未署上真实姓名）；在大型研讨会上，为什么只能听到由权威指挥的“同一首歌”……失落了批判精神，就会对名人顶礼膜拜，就会把权威的话奉为圣典，就会对本应成为家常便饭的反思与质疑感到惊恐不安。正因为如此，“多学习、少批判”便成了某些名师的护身符，“只批判，不建设”也便成了某些护卫神坛的人刺向批判者的杀手锏。
窃以为，在人类社会，无论你地位多高，贡献多大，都不可能享有批判的豁免权，也没有人能随意剥夺别人的批判权（如果是错误的批判，你可以进行反批判，而不应横加指责）。愈是名人，愈不能避免来自公众的批判，这是名人为其名气和地位所必须作出的支付。但在当今中国，怀疑与批判却是如此艰难，甚至要冒极大的风险。这岂非咄咄怪事！我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悲哀，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更为中国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深感悲哀。
写到这里，我必须申明，我对程红兵老师依然充满敬意，在语文教坛，无论是批判还是建设（尽管批判已成为他的过去时），少有能与之比肩者。我只是不能理解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为何变得如此温文尔雅。他曾第一个向名师发难，而在今天却对同样的发难者冷言相讥。这样的“位移”实在有些不可思议。

--------------------

程红兵，男，1961年出生于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上海市中学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

198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致力于高中语文教育，先后在《中国教育学刊》等30多家刊物发表90多篇论文，其中30多篇论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教育文摘周报》、《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或转摘。受聘指导国家级骨干教师，先后应邀到北京、武汉、西安、珠海、杭州、广州、成都等20多个省市作专题报告。先后出版《教师人格魅力》、《语文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创新思维与写作》、《中学生怎样写科研小论文》、《高考阅读试题分类精析》、《走近澳大利亚教育》、《程红兵与语文人格教育》等七部专著。执行主编《探索有生命力的教育》、《语文教学论》等六部著作，主持教育部课题“自主探究性语文教学模式研究”，已结题。《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东方电视台先后报道过程老师，《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中学语文》、《语文教学通讯》把他作为封面人物加以介绍，《中学语文教学》、《语文学习》也在封二、封三介绍他。

本文章共6页,当前在第2页  1  2  3  4  5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