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程红兵的“位移”看批判精神的失落

2005年2月12日来源:网友提供作者:未知字体:[大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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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程红兵

作者：李镇西

　　据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的朋友胡适之”是某些虚荣青年用以抬高自己身份而常挂嘴边的一句话。今天，我套用这句话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只是取其“炫耀”（或者用个褒义词叫“自豪”吧）之意，以表明我与程红兵之间实实在在的朋友关系。
　　是的，程红兵这位朋友是足以让我感到自豪的。
　　我第一次看见“程红兵”，就觉得有一股火药味，不光是由“红兵”而联想到“红卫兵”进而再想到一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更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名字当时是和一篇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语文教学“科学化”刍议——与魏书生同志商榷》。在这篇文章中，程红兵站在人性的高度，对魏书生老师关于“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时时有事干，事事有时干”等一整套“语文教学的科学管理”提出了质疑：“……十分的严谨，十分的有序，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规范，用于生产可以出标准的器件，用于育人，则并不妥当，千篇一律，标准规范的器件是好器件，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文章绝不是好文章，而用于一个模子塑造出统一的标准化的人，那只是对人性的扼杀，绝不是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到这里，我当时的确是拍案叫绝的。
　　因为程红兵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虽然我心中也对魏书生老师文章中的某些观点感到疑惑，然而，我当时想都没有想过像程红兵一样，拿起笔来和魏书生“商榷”。面对程红兵意气风发的文字，我感到惭愧：我不具备程红兵那样的探索真理的勇气。
　　但是，我开始在心里把程红兵引以为我的同志，开始关注他的文章。而且，由读他的文章，我甚至知道了他的行踪：从上饶到上海。
　　１９９７年秋，我突然收到程红兵的一封信。我很奇怪，因为虽然我早就开始和他进行精神交往，但我们毕竟从未见过面，甚至没有任何形式的联系。红兵来信是向我约稿。原来，他受聘于一本期刊，主持１９９８年即将新开设的栏目《青春书架》，专门给中学生推荐优秀书籍。看来他也早已把我当成朋友了，来信没有什么客气话，直截了当地叫我写写这方面的稿子。
　　这本期刊本来就是我十分喜爱的刊物，何况又是红兵之约，不多久，我就写下一篇《不能忘却的纪念》寄去，推荐的是李辉的《风雨中的雕像》。可是，稿子很快被退回，说是“反映‘文革’的书暂时不宜给中学生推荐”云云。当时，我想：红兵居然如此保守！反映“文革”的书为什么不可以给中学生推荐？有趣的是，红兵枪毙了我的稿子却要我重写一篇，说是在他收到的几篇稿子中，我的“文字最好”。说实话，如果依我的脾气，我是不想再写了。但是，仍然因为是我所敬重的红兵，我重新在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本《爱的教育》，写了一篇文章给他寄去。不久，我接到“红兵的电话：“稿子写得很好，但是我们这个栏目对稿子有一些体例上的具体要求，请你按要求重新改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但我并不激动，好像我们本来就是很熟悉的故友了，我在电话里对他说：“好，放心！我一定修改。”放下电话，我却想：这个红兵，硬是要把我“折磨”够！不过，我由此感受到了他做事的踏实与认真。这种踏实与认真感染了我，我于是老老实实地把《推荐〈爱的教育〉》修改了一遍。后来，这篇文章在该刊１９９８年第１期上作为《青春书架》的首篇“样板文”登出，编辑在“编后小记”中把我“吹捧”了一番后特别指出：“……这次，他的《推荐〈爱的教育〉》一文三易其稿，为‘青春书架’栏目的个性与定位，作了有益的尝试。”我想，大概红兵也觉得折磨我有些过意不去了，想以此来“抚慰”我“受伤的心灵”吧！
　　就这样，我和红兵开始了文字之交，在他的鼓动下，我又寄去了推荐《傅雷家书》、推荐《孟子》、推荐《相约星期二》等书的稿子……
　　１９９８年９月，我的《爱心与教育》出版了，引起了比较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组决定为该书制作一期节目，便邀请我赴京接受访谈。在北京，我抽空去了一趟《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看望一向关心我支持我的各位编辑老师。谈到《爱心与教育》时，编辑部的张蕾老师希望我写一篇关于这本书的文章，他们可以在刊物上宣传宣传。我觉得由我自己写不太妥当，于是说：“我请上海的程红兵写！”我并不认为我是请程红兵帮我当“吹鼓手”，因为我对《爱心与教育》充满了信心，我在给他的电话中说：“你不一定先答应，但是，当你读完了这本书，一定会有写作冲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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