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一直没有得到红兵的回音。过了几个月，我再次去北京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诞辰８０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在《中学语文教学》编辑部读到了红兵为《爱心与教育》写的书评《一本活的教育学》：“认识李镇西恰好有一年的时间，虽然至今未曾谋面，但闻其声、见其字已是多次了。《语文学习》要我主持《青春书架》，一口气约了十来个人，七八篇文章到手，觉得还是镇西的文章有味，当时也只是直感，经三次修改，李镇西推荐《爱的教育》就作为样板文首发出来。一年来的接触，尤其是读了他的《爱心与教育》，回过头来品品，觉得李镇西的文章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泉里流淌出来的。……整本书就是一条河，一条感情的河流，有曲折，有回旋，有起伏，有波澜，使你禁不住也要跃入河里，顺水漂流起来，关注河里的水，牵挂水中的人，文中纯朴善良的宁玮，就十分让我们牵挂。”我毫不掩饰我的感动，但这份感动不是因为红兵为我写了书评，而是他对我的理解：“李镇西的文章不是作出来的，而是从心泉里流淌出来的。”的确，我多次对我的学生说：“写文章就是让心灵飞翔，而且是随心所欲地飞翔。”这是我的切身体会，也是我对自己的几乎所有文字最暗自得意的一点。现在，我这点“隐私”被红兵“识破”，真是快意无限！
　　第一次见到程红兵，是１９９９年４月初。我随成都市教科所组织的考察团去上海考察，在上海考察的惟一一所中学就是红兵所在的上海建平中学。记得当时我们一行人在建平中学校门口一下车，我就看到一个穿灰色西装的中年男子在向周围的人打听：“谁是李镇西老师？”我赶紧迎上前去，握住他的手：“红兵你好！”他几乎是惊叫了起来：“哎呀，终于见面了！”现在想起来，我俩那时激动而兴奋的情景，俨然是“井冈山朱毛会师”。
　　好几年前，我在《语文学习》上见过红兵的照片：比较胖，而且面呈虎威之气（或者干脆说是有点儿“匪气”）。然而，眼前的红兵全然不如照片上丰满，更无一丝威武——清瘦的面庞，好像总带着苦相（不知他知不知道），苗条的身段，令我羡慕；只是他好像自我感觉比较伟岸，分明只是中等个子却微微佝偻着背，这使得他的背部呈含蓄的曲线美。完完全全是一介文弱书生嘛！在建平中学的一天，上午我们听了两节课，然后由红兵给我们介绍学校的教改情况，随后冯恩洪校长向我们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上海的风，令我们心清神爽！下午，应红兵之邀，我为建平中学的老师们作了一个关于“爱心与教育”的所谓“报告”。说真的，面对红兵，还有大名鼎鼎的冯恩洪，以及众多高素质的建平中学老师，我实在缺乏所谓“报告”的资格和自信。但是，当我的“报告”结束时，红兵却以主持人的身份（他是学校党总支副书记）说：“感谢李镇西老师给我们带来了爱心！”
　　分别时，他听说一月后，成都市教科所将为我搞一个“语文素质教育观摩会”，便说：“到时我一定来为你助阵！”
　　如果读者认为程红兵只会对朋友说“好”，那就大错特错了；而且，如果他真是那样的人他也不配是我真正的朋友。其实，红兵是很喜欢说“不”的——前面所述对魏书生说“不”就是明证，而且他还勇于对朋友说“不”——正是在１９９９年５月６日的会上，红兵的“不”字“竟然”说到我的头上来了。
　　那天上午，我上了两节作文评讲课和一节阅读教学课（讲《拿来主义》），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而且就我的感觉而言，我的这几堂课虽然也有一些不足，可还算发挥得比较正常。中午吃饭时，红兵诚恳地对我说：“我上不出你这样好的课来……”我正要说几句“哪里哪里”，红兵突然压低了声音说：“不过，我还是想给你挑点刺。”“完全可以！”我真的很高兴，这倒不是因为我特别虚怀若谷，而是我希望他能给这次“观摩会”吹进一股学术争鸣之风。
　　于是在下午的报告会上，红兵在对我的课予以高度评价的同时，又直率而诚恳地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好像是为了让与会的几百名教师理解他或者说适应他的话语风格，他首先申明：“我是喜欢抬杠的，但是，我从来都是找高手抬杠，比如魏书生，比如钱梦龙。”接下来，他在对我的课进行了积极的评价之后，开始“但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