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场经济有了很大发展，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只要教育行政部门的垄断权力被减少，教育独立和自由的空间加大，民间力量一定会迅速补入教育。现在，市场上有各式各样的服装、家用电器，这是政府重视和投入的结果吗？不是，正是政府不重视、不投入和管制减少的结果。中国的教育为什么如此僵死和稀缺，不是政府不重视和不投入，相反，正是政府过于关注和垄断教育投入了。教育行政部门的心态是，要扩大教育供给，也只能通过我们来做，别人不准进入我们的垄断领域。这是一种占山为王，控制地盘的行径！在1999年秋举行的面向21世纪民办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驻中国代表马若锦先生在发言中，介绍国际金融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已向11个民办教育机构提供了44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中国还没有，原因是限制因素太多。他提到中国民办教育面临的四个问题：股本投资回报问题；投资义务教育的限制问题；民办教育企业能否上市问题；教育资产的抵押问题。这些问题都抓住了中国民间教育供给限制的要害。到目前为止，惟有第一个问题“股本收资回报问题”被羞羞答答地承认了。说羞羞答答，是因为附加了若干限制条款。供给短缺，是由于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千方百计将社会的教育热情和力量挡在了教育领地外面，才使得中国教育缺少了百花齐放的活力。社会不是没有扩大教育的热情和力量，而是没有从事教育的足够的权利。远的不说，我们可以近看韩国，它的高考入学率已超过66%，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韩国高等教育经费来源中，80%以上来自于社会和企业。现代、三星、大宇这些企业，都是韩国教育的积极投资者。韩国与中国同文甚至同种，它有这样的民间教育热情，我们中国就没有吗？韩国高等教育供给之所取得迅速提升，不是因为韩国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有多高，而是因为韩国没有“国家严格控制社会力量举办高等教育教育机构”这样的混账法律。美国和澳大利亚这些教育发达的国家，不仅对公立学校给予财政供养，甚至对私立学校也一样给予财政支持。在澳大利亚，财政支持占到了私立学校经费的70%以上。这是因为它们明白私立学校具有社会公益的价值。当然，我这样一说，可能也会被少数教育行政部门或公立学校的人所利用，他们会说，对啊，我们也将教育财政放到我们的关系户开的“民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所办的“公办民校”去啊，这样的钱来得多便宜！中国的事就是麻烦，在公共权力不受公众严密监督制约的情况下，西方的好经验也容易会被以改革之名求腐败之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办教育在政策歧视和被不断打压中艰难而迅速地成长，就是中国社会教育热情的明证！我自己进入教育，是邓小平南巡后教育投资政策相对宽松的结果。没有小平南巡，我们南洋集团不可能在短期内将社会和银行资金大量融入教育领域。我们十年建起12所学校，南洋教育总资产价值超过十三亿元，这是托小平南巡之福。为了将社会和银行资金拖进教育领域以扩大教育供给，我为此所吃的苦头，岂是教育部门那些喝茶看报开会过日子的官僚们所能理解的！要解决教育供给不足的困难，我们不需要祈求教育行政部门重视教育和加大教育投入，而是需要争取教育行政部门少些管制少些垄断，要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结束垄断，开放教育，给中国的教育投资人和教育者们以从事教育的自由和权利。总之，没有教育的民主化，就没有教育的足量化、高质量化和多样化。

艰难的发展环境
　　1993年初，我斗胆开始进入教育时，心里有个这样的想法：仅靠政府的财政投入，不可能解决中国教育供给不足的问题。百姓教育需求的膨胀，一定会迫使教育行政部门逐步放松教育的管制，逐步给民办教育创造更好的营运环境。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社会会有愈来愈多的闲置资金，银行的存款也会愈来愈多，如果有一定比例的社会资金和银行资金进入教育，这对教育就会是一个根本的促进。我将自己积累的资金投入教育，牵引更多的银行资金和社会资金进入教育，实现教育经营与教育发展的统一，如果走通这样的路，创造一些成功的经验，我这一生就没白活了。这种希望，后来变成我们南洋追求的六大探索之一：“探索中国教育投资体制改革的新模式。”这是一个很社会化的目标。我们这代人受过的教育，使我们很习惯从个人的事情中找出社会的价值和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