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16日，四川都江堰的卿光亚成功开办第一所私立的“光亚小学”，随后广东英豪私立学校也顺利开始建设，这些事例使我看到了希望。1993年2月，《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领》发布，指出“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并提出对社会办学“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十六字方针，我激动地认定中国民办教育的春天到来了。多年以后，有人问我这些年办学有什么体会，我半开玩笑地回答：“对政府文件不能太认真。”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多年教训的结果。当时我就是过于相信文件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这类话了。
　　在激动的心情下，我查阅了国外私立教育的资料，重点研究了私营教育管理公司的情况。美国有77家上市教育公司，这些上市教育公司不仅自己开办学校，还承包了美国许多公立学校。美国梅里尔?林奇公司（Merrill Lynch，美国最大的上市教育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Edison，美国上市教育公司）成为我心中的榜样，这两家公司能从资本市场上融来几百亿美元投入教育领域。显然，利用市场经营的力量和技能来发展教育，在世界上有成功的范例，我希望自己成为尝试中国教育管理公司事业发展的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就这么一个初浅的想法，把我十多年的岁月陷了进去。回头想来，当时真是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情况不明决心大。我慢慢才明白，以梅里尔?林奇公司和诺贝尔集团公司之所以能持续稳定发展，除了内部管理的因素外，有利的社会环境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教育自主和教育多元化的社会环境，政府面对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的一视同仁的平等政策，健康规范的资本市场等等，都是教育管理公司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些外部条件，在我们中国根本不具备，我们不断在教育行政部门划定的铁笼中四处碰壁，不断在变动不已的教育政策环境中艰难挣扎。教育行政部门打个喷嚏，我们就会感冒，多打几个喷嚏，我们就会发烧。而这十二年来，我们南洋几乎都处在不断感冒发烧之中。我常常会在睡梦中惊醒，“明天又会遇到什么坎？”
　　我将自有资金投入建设起了南洋第一所学校——山西大同南洋学校，随后马上就遇到的融资困难。银行不给贷款，理由有二个：第一个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公益资产不能用于抵押贷款；第二个理由是，法律规定教育投资人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今后用什么收入来还款。银行贷款不通，资本市场不通，仅靠自己的自有资金绝对不够，怎么办？这就把我们逼向了储备金的办法。所谓储备金，指家长一次性交一笔钱给学校（不同阶段、不同学校8~20万不等），此外不再缴学费和伙食费，学校用这笔钱建设和运行学校，在学生离开学校的时候，学校将这笔钱如数还给家长。这样的融资方式，是由广东英豪学校首先采用的，以后为许多民办学校所采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这种融资来的资金，实际资金成本接近18%左右，这在1994年前后的经济热潮时期，学校还能撑得住，那时经济过热，不少金融机构高息揽储，钱存放在金融机构都可以得到20%左右的利息。但1996年底开始宏观调控，以后几年经济一路冷下来，银行存款利息一路下降，学校的储备金负担逐渐变成了套在学校脖子上的绞索。许多民办学校被逼破产关闭，即便到今天，活下来的许多民办学校仍然没有能把储备金的负担消化掉。只要宏观环境好，生活和融资环境好，回笼的现金流大，学校可以用新到的资金来补偿该还的资金，还有可能最终进入良性循环。如果宏观环境恶化，新进的资金量收缩，正常的资金流就可能中断，危机就可能以各种方式爆炸。面对金融机构存款利率走低的趋势，民办学校能不能将储备金用于其它经营以换取高收益呢？这样做，一是经营风险性大，二是不符合国家关于学校经营的规定。民办学校从融资方式到资金经营，与银行和教育部门的许多规定并不一致。储备金很容易被扣上乱集资的罪名，用储备金从事经营，也容易被当成挪用教育经费处理。有了学校就有了一份沉重的责任，为了支撑学校运行，有些与政策并不一致的事还得去做，我们天天提心吊胆，就怕出事，对不起付出储备金的家长。可以说，根据上世纪90年代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在银行和资本市场对民办学校关上大门的情况下，许多民办学校就是在半违法的状态中启动的。好在小平南巡后几年，不怕犯错误，大胆尝试仍然是社会的主流风气。我自己这样安慰自己：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也是在违背当时的政策的情况下出来的吗？不敢打破陈旧的不合理的制度框子，还做得成什么事？只有能将资金融入教育领域，增加了教育供给，无论怎么说都是功德一件。今天，小平时代敢撞敢干的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动则得咎，谁还敢越雷池半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