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无偿补课发生在三天前。
正值月考前夕，我想到班上的几个语文成绩不太好的的男同学，恐怕他们对这一阶段学过的名言、古诗、文学常识掌握得不扎实。今天下班后不妨找他们补补课，督促督促他们。把他们从教室里找出来后，我对他们说：“快要月考了，我对你们几个比较担心，那些该背的内容怕是要成问题。你们几个平时都是对背诵默写比较困难，懒得去背的，如果没什么事今天放学后到我办公室补补课，我帮你们补一补知识漏洞。”
于是当天把他们留了一个多小时。先是给定范围内让他们准备，然后考，第一轮考下来全没合格，再给时间准备，再考。快到五点半了，还没有人合格。就要求他们回家再准备，明天来办公室再考。我也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了。
第二天这几个人又来默写，其中小邓较好地完成了限定的任务。在放他走之前就随便地鼓励了几句：你脑子很灵的，只要扎扎实实学下去肯定能取得好成绩。感觉这件事也就基本完成了，达到了预期的教育目的。
当晚小邓的父亲打来电话——看来其父要感谢我连续两天很负责地为他的儿子补课——不料他却说小邓昨天回到家后大发雷霆，又摔又骂，说“凭什么留我”，“我平时又不差，又不懒”，“题目没有事先布置突然袭击当然答不上”。其父担心此心理影响他对学习的兴趣，并讲述他在初中时就是因为和英语教师“顶牛”，强烈的逆反心理造成他就是不听英语课不学英语，英语成绩急剧下降……说句心里话好，我听后先是很不痛快，心想“好心不得好报”。便解释说我这可是利用业余时间无偿给学生补课，并且出于为同学负责的好心，并且他也确实没掌握应知应会的知识，并且也没训斥他等等，但说着说着又很快想到这样急于为自己辩解不正是缺少足够的反省和自我解剖的勇气吗？还高级教师呢，怎么这么没胸怀没气度呢？莫非这个让人不快的后果不是教师施教方式不恰切造成的吗？师生之间，学生是弱者，其家长是出于要解决问题才打电话跟我交流求助的，这不正是在家长会上自己一向对家长要求和弘扬的吗？人家现在这样做了，反映问题，为什么自己不能发自内心的欢迎和欣喜呢？想到这里，心情平静了许多。最后肯定并感谢他及时沟通，让老师第一时间掌握学生的心理动态，并进一步了解到他今天心情还比较平复。于是盘算着明天该怎样把这件事收个圆满的尾。
电话挂上了，思绪却不能平复。是啊，这个同学语文成绩是不理想，而且开学以来一直在下降，但如果没有确凿的根据，我又怎么能随便说一个同学“懒”呢？退一步说，即时有了确凿的证据，如果彼此没有一种非常亲密和信任的感情，怕是也不好随便以口诛之的。卡内基不是曾在他的《人性的弱点》中论及此吗？将心比心，自己若是被师长猝不及防地指责以“懒惰”，继而以一种惩罚的方式留下来“帮助”，又作何感想呢？忽然想起近日读的钱梦龙先生的《和青年教师谈语文教学》的谆谆教诲，于是翻开书——“教师在跟学生接触的时候，在以自己的‘导’影响学生的时候，要了解熟悉学生的心理特征，善于体察洞悉学生的心灵奥秘，敏于发现和把握学生内心深处细微而又隐蔽的情感波澜，一句话，要以心去触摸心，以心去发现心。”顿有醍醐灌顶之感——回想自己的做法不禁汗颜，更自感可憎——我在让一个被我的一句话触伤得怒不可遏的人站在窗前一小时背诵他根本不愿也无心去背的文章。这样的“一层厚障壁”如果不及时打破，今后的教育行为又从何谈起呢？
那么，这此失败的教育事件的背后是什么呢？言为心声，行乃意影。是什么认识什么观念导致我做出这样愚蠢的行为呢？思来想去，我开始检讨审视自己的教育学生管理班级的作风。鞠献利在他的《教师素质论》曾论述到，“作风民主的本质就是反对强制，教师不能强迫学习的自己的观点，哪怕是正确的观点。作风民主要求教师提高民主意识，以平等的态度把学生看作自己的朋友，尊重和理解学习兴趣和爱好，促使其个体意识的复苏和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不禁又想起魏书生先生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动机的名言——“商量，商量，再商量”。一切教育行为都和学生商量着进行，通过商量把教师的正确要求变成学生自觉的自我要求，把教师脱离学生实际的教学要求和措施变成符合学生实际的要求和措施。其实这普普通通却又无坚不摧的“商量”的内核，正是魏先生成功的两大法宝——“民主” 与“科学”之中的“民主”。十余年来，自己不是素来对民主心向往之吗？自己平时还一向以民主治班自居自诩，比如所有的班委会团支部成员都是完全通过全体投票当场产生的，比如各种评优包括评选优秀研究性课题也都是通过大家“公投”产生。但为什么在这个小事上，就把“民主”这把金钥匙丢在一边了呢？受过正统的大学教育，在教学前线摸爬滚打这么多年，学过这么多先进人物的教育理论，为什么临场时就不能融会贯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