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3月11日，请网友指正韩军。

　　　　　　　　韩军：从精神视角关注语文教学的先行者

徐葆耕(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

    两年前，有位老师要编一本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书，要求我写一点关于中学语文教师的回忆文字。她的约稿打开了我的回忆闸门，情思汹涌，不能自己。当我将此事向我校美术学院杨永善教授提及时，他的反应同我一样，竟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他的中学语文老师，并且感慨地说：“他（指语文老师）无异于我的生身父母！”杨教授的话说得很到位。如果说，生身父母是我们来到世界的第一启蒙者的话；中学老师，特别是语文教师则是我们在世界观形成期的另一位重要的启蒙者。清华大学有人做过调查，了解“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位居第一的不是大学教师、不是父母、不是哪位名人，而是中学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这个调查结果，反映了几百万中学语文教师在教育培养新一代、改善中华民族素质的伟大工程中的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韩军最早吸引了我的是他的几篇讲课实录。在与学生的一问一答中实现教学目的，是一种很高的教学艺术。我设想自己是他的一名学生，我不仅会在课堂上感到兴味盎然，而且会在堂下浮想联翩，我会在老师的引发下产生探索和追求文学之美的激情。韩军每课必要朗诵。这不仅因为他善于朗诵，而且因为他自己就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激情。这种对于文学的痴迷和爱，是成就一名杰出语文 教师的根本条件。就我所知，全国数百万语文教师大多是从这个起点走上中学教育这个岗位的。

    文学的基本质素是真善美。语文教学的基本目标也可以说是通过语言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提高学生的真善美的素质和文字表达功能。学生通过多年的语文课程的学习，不论教师的教学质量如何，他们总是可以在真善美方面获得某些提高。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义的。我不赞成把中学的语文教学和教师说得一无是处。即使是较差的教师，他给予学生的东西也还是好的多。但是，对于语文教学，人们普遍的担心和不满也不是没有道理的。特别引人注目的是真善美的教学主旨正在发生“异化”，就某些方面而言，这种“异化”现象十分令人吃惊。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每当我面对那些来自中学的尖子学生们所写出的惊人陈腐而老练的句子时，我常感慨唏嘘，甚至夜不能寐。我讶异于有些十八岁的孩子竟然能够极其熟练地仿唱他们所完全不体会的思想高调，而在日常行动上却表现得比没有文化的农民更粗鄙。我深知，这并不是语文老师的责任，而是体制上的弊端。我国教育上的弊端，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似乎没有哪一方面像中学语文教学这样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作为中学教育的后续者，大学教师承载着和延续着中学教育的结果，他们的感受比中学教师就更强烈，因此，有众多大学教授参与中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和建设，不是没有原因的。

    教育既然是一种传承，就不能排斥模仿和为了模仿而制造出来的形式框架。这种形式框架是从生动活泼的内容中抽取出来的，因此应该是“有意味的形式”。但是，意味的丢失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可怕，不应成为否定形式上的框架的理由。我国古代书院教育提供的经验说明，学生死记硬背的东西会在他们今后的生活体验中转化为“有意味的形式”。尽管我们不提倡过去的书院式教学方法，但我们熟悉的许多大学者确实就这样走过来的。他们在小时候靠挨手板背下来的四书五经，在长大成人后逐渐化为素质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把这种枯槁的教条变成了学习的目的本身，像过去背四书五经就为了应考，当进士举人，那就走向了反面。现在，如果学语文就是为了在高考中回答出任何一篇课文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写作手法，而别无其他。甚至只是为了掌握一些社会通行的语言套路，以备求职进阶之用，那么，这同我们嗤之以鼻的科举制度有什么两样呢？这样，真善美的主旨就开始向它的反面转化。这种“异化”可以说是致命的。但是，它的改革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当你改变它时，另外的一些弊端又会冒出头来，而且可能更为严重。从根本上说，这种弊端是功利社会的病症，被功利所羁绊的人类注定要在两难中踟躇。中学语文教师，一般都是愿意为文学事业献身的、真善美的追求者，他们不可能不为此而叹息。但是，行外人所不体会的种种主客观因素使他们趔趄不前。在这种困惑中，我读到韩军老师所写的《韩军与新语文教育》，犹如听到了勇士的呐喊，想起了加缪所说的格言：“我反抗,故我在”。人类冲出精神的网罗是必需要有勇敢者开路的。中学语文教育中的种种两难也需要勇敢者去突破。韩军正是这许许多多开路者中间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