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问题
任靖玺
南洋学校出不了禽兽教师
　　人们常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的职业，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中国社会中最值得敬重的群体，我自己从来这样想。我对自己少年时期遇到的几位启蒙老师仍留有很深的感激之情，这种感激之情使我对老师有一种自然而然的敬重。以后我成为南洋学校的管理者，与成百上千的教职员工一起工作，这是年轻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事。1993年8月29日，在山西太原南洋学校开学前2天，我与刚招进来的教师们见面座谈，心里忐忑不安，就怕说错了话让教师们笑话，就怕做错了事让教师们不认同，真是紧张。直到现在，我在心里仍不敢把教师当成受聘来工作的雇员，而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共同的教育事业道路上的同行者。多年来，我知道自己不是教育家，缺少教书育人的经验，所以我在南洋推行的是“专家治校”的原则，我花力气寻找人才，找到人才后就尽可能将学校的管理权交给他们。我希望将学校管理和教育的权力交到教育经验丰富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手中，让他们有足够的权力空间实施他们的教育理念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教育专业能力。我相信“好校长+好教师=好学校”，所以重在选择恰当的校长和骨干教师，而将自己设定为专门为校长和教师们提供服务的后勤部长的角色，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学校的资金运行和物质资源保障的问题上。
　　从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开始招生到现在，南洋学校已拥有教职员工近2000名，我与教师们朝夕相处已有十多个年头。与南洋的学生家长们交流，家长们普遍都说，比起公立学校的老师来，我们南洋学校的老师们更有服务精神，工作更累更苦，老师们不敢欺负学生，不敢惹家长不高兴。我们的教们们都明白，家长和学生是否自愿到我们南洋来，决定着我们南洋的生存。在南洋学校，从上到下都十分明白，学校的真正主人就是学生和家长。教师们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喜欢学校、喜欢老师、喜欢学习。老师们最担心的是没有学生来，学生来了以后，最担心的又是家长不满意，学生退学，这就形成了以家长和学生需要为导向的教育心态。即便对一些无理的家长，我们的老师也会委屈地尽可能采取解释和化解矛盾的态度。这与公立学校全然不同，在公立学校，普遍的感受是，主人是校方和教师，不是学生。面对学生，公立学校的教师们往往是皇帝是官员，他们往往没有一种师生平等的认识。正因为我们南洋有这种服务家长和学生的共识，那种在公立学校普遍存在的打学生、骂学生、体罚学生甚至侮辱学生的现象在我们南洋学校系统绝不可能出现。我看到一些报道,全国一些地方的公立学校竟然出现教师强奸小学女生、让学生吃屎、啃木头、打瞎学生、用刀片划伤一个个学生的手的这类恶性事件。公立学校老师强奸猥亵女生的事，在江西、湖北、湖南、江苏、福建、贵州、陕西、河南、黑龙江、安徽等地都有发生，许多受害的女生仅有8岁！这种禽兽老师的案件，甚至首都北京也未能幸免。2002年5月22日，北京通州法院一审对猥亵14名、强奸2名女学生的教师陈有海判处有期徒刑十九年零六个月。陈有海在2000年6月到2002年1月半年多的时间内，在其教书的永顺小学的办公室里，对16名女生多次进行猥亵，并对其中2名不满14岁的女生多次实施奸淫。禽兽教师的事如此普遍，以至于在2004年3月，由于担心“禽兽教师”，湖南益阳市教育部门出台的教师行为的八条禁令中，有一条禁令竟然是：“严禁奸污猥亵女生。”禁令公开贴在墙上，让许多路人惊诧莫明。这是个什么世道！为什么这类事件遍及东南西北，而从来没有听说某位教育部门的高官因此受到责任追究？看到这些报道，我在愤怒之余也自感欣慰，这类恶性事件不可能出现在南洋，也不可能出现在规范的民办学校里。在民办学校里，家长和学生绝对是主人，是他们决定着学校和教师的生存和尊严。但是，正是在这种最希望以学生为本的学校，总是受到教育部门的不断挑刺和刁难。

素质教育之难
　　与公立学校的教师相比，我们的教师队伍在服务精神上毫无疑问更具有优势，但是，民办教育十二年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的无奈和遗憾。虽然我们是民办学校，虽然我们的教师有为学生服务的良好心态，虽然我们希望在教育方法上更有创新，但是我们的校长和教师们仍然被迫去适应应试教育，我们还是被逼成了应试教育的奴隶。单一追求学生成绩和升学率，帮助学生读好课本、做好练习、考好试仍是我们学校的核心工作，占用学生的休息时间为学生补课的现象仍然难以根除。我们在学生管理上比公立学校更人性，但是，在教学上，我们与公立学校相比，实在难有大的创新和突破，很难形成我们的教育的独特个性。我一直希望我们的校长和老师们多为学生着想，多以学生为中心，多搞素质教育、个性化教育，使学生在南洋养育出独立自主的思考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真正在素质教育这条路上走出南洋的特色，但是，无论我如何强调，无论老师们如何在嘴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素质教育上还是难有起色。开会时，我们讲教育革新，讲我们的新教育梦，讲我们学生的特点和相应的教学模式，讲互动式教学，讲培养孩子自信心的教学，讲得很激动，但会后依然会慢慢回到读书考试做题改卷的老路子上去。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为此苦恼了很长时间。我们绝大多数老师来自原来的公立学校，他们之所以敢跳出公立学校到南洋来，除了待遇方面的考虑外，更多的原因是他们对原来公立学校的人际关系的复杂不喜欢，对原来公立学校的陈旧的教育方法不满意，他们都是有一定独立思想，都是有自己教育梦的人啊，但为什么到了南洋后还是只能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上呢？即便在南洋，为什么他们的教育热情和教育创新精神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释放？为什么他们的人格成长和专业发展似乎仍然没有特别明显的突进？最初我想，这一定是我的问题，是我这个“总校长”没有把事办好。但反省多年，我还是坚信一点，在教学的专业领域，我是十分放权的，对教师们在教育创新领域的空间，我没有给予任何限制，相反，总是不断地鼓励。但是，为什么我们的素质教育提不上来，应试教育却愈抓愈紧呢？研究这样的顽症，我慢慢明白了，限制教师独立创新精神的主要是外部环境，是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全面控制的考试制度、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教辅及各式各样对学校的检查和监控。一句话，是我们国家的专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部门的垄断特权利益全面控制了我们的学校和老师。我与我们的教师们是学校的主人，不是教育的主人，教育的主人是远离学校的教育部门的官僚们。面对这种教育行政部门无所不在的高压控制，沮丧悲凉的情绪愈来愈抓住了我的心。近二三年来，我心情愈来愈不好，我与教师们的交流愈来愈少，我愈来愈怕面对他们，我担心自己的情绪影响他们的工作。自己内心的激情在涣散，我还怎么去鼓励激励他人呢？
　　我知道惟有素质教育是我们民办教育的真正出路。大自然的万事万物，千差万别。人与人的差别，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差别是一样的。现在的社会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社会的人力资源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变化，我们只能按每个学生的差异和特点进行教育。我们不是“传道授业解惑者”，我们只是教练，学生是运动员。教练的目标，是将运动员的竞赛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不是将机械的死知识强行灌输给学生，而是将学生的语言、数学、运动、素美、艺术等潜质充分发挥出来。教育是为学生天然的学习研究能力的成长给予滋润，学习在本质上是学生自己的事，教师只是学生的学习教练，重要的是启发导引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思考能力，重要的是让学生对自己充满信心，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拥有成功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教育观根本无法付诸实践。教育部门每年都搞学校考试成绩评比，应试成绩成为判别优劣成败的唯一标准。这样的问题，教育部门的领导不是不知道，但是屁股指挥脑袋，他们的特权利益决定了他们继续化着以高考垄断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早在1995年2月27日，教育部门的有关领导就谈到：“高考科目本来是为高等学校选拔新生而设置的。但由于升学关系系到考生、家长以及地方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家庭、学校、社会乃至政府部门便把高考成绩和高考升学率当作对中国教育质量高低的评价依据，以此以往便形成高考对中学教学的指挥棒作用，造成了严重的偏科现象，使学生知识结构不完整并影响全面素质的提高。这种应试教育状况严重影响了高中教学，社会各界对此十分忧虑。”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僵死的统一的高考指挥棒造成的弊病吗？不是，他们清楚得很。但是，为什么他们拥有行政权力却不思改革考试制度呢？是利益趋向使然。
　　教师们私下都说，全国统一的高考，各地统一的中考、会考、测试，形成了层层考试制度控制下的思想专制，教育行政部门直接决定的教师的职称评定、教师的评优，形成了层层的人格依附网；教育部门直接指定的教材、教辅、试卷的印刷和销售，形成了层层垄断利益集团；以“条子生”、“关系生”、“金钱生”、“考试作弊”为形式的腐败病毒，已入侵到层层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校，入侵到校长和教师乃至学生身上。素质教育只能在嘴上说说，真要搞素质教育，考分上不去，考得差的学校的声誉就完了，考得差的班级的班主任和各科老师就完了。“不管黑老师还是白老师，抓住分数就是好老师。”在教育部门这样的控制下，南洋还怎么搞教育创新和素质教育，南洋怎么能搞出特色呢？比较起来，民营企业之所以日趋发展，是因为民营企业能根据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自己。如果民营企业也必须按照政府计划部门规定的产品结构和工艺流程的统一标准去经营，民营企业如何与得到大量财政支持的国有企业去竞争呢？而这样的情况，正是我们民办学校所遇到的困境。

管制教育下的“好老师”
　　教育部的文件不断在提倡要加大学校的自主权，但是，现实表现却是对学校愈来愈密的控制。不办学校的人很难体会到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无微不至的“关怀”。教育行政部门各种检查十分的机械和复杂，学校和教师对此皆苦不堪言：例如，面对“合格校验收”制度，学校要上交的检查资料就有安全教育制度、工作制度、教导教研制度、学习制度、考勤制度、办学规划、会议记录、家访记录、各科教学计划等等。面对“年度检查”制度，学校要上交“工作总结”，其中包括工作总结、教研总结、安全教育总结、德育工作总结、少先队工作总结。同时，我们学校还要应付各种定期不定期的“对口检查”，如电脑培训、绿化、安全设施、教学改革、升学率指标、教师听课记录、教学日志、单元测试、抽考记录等等。我们的校领导班子和教师们辛辛苦苦准备好这些材料，教育部门的那些大小官僚们会认真看吗？从来不看，这只是一种形式和程序。教育官僚们不是不知道这只是形式，但是还是要求学校一定要按规定准时交上去。校长与教育部门官僚的个人关系好（吃饭送礼、办个人私事），检查就完全流于形式。如果关系不好，教育部门的小官们就折磨你，有的小官骂校长和教师就像骂孙子似的。这是在为学校好吗？是在为学生好吗？不是，纯粹是在玩弄权术，官僚们只是通过这些复杂烦琐的形式提醒学校和教师们说：我们，只有我们这些官才是教育的真正主人。我们的政府法律和文件从来强调的是公民的受教育权问题，但从来不讲公民社会的教育权的问题。教育官僚们最不愿被削弱的，就是他们控制和垄断的教育的权力。我慢慢明白，我们的老师并不是灵魂的工程师，最多只能算是灵魂工程助理工程师，真正的灵魂工程师是教育行政部门的官，我们的许多老师被迫成为他们的帮凶。中国社会信仰之沦落，德行之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些教育行政部门的灵魂工程师们搞坏的。
　　专制垄断的教育制度，造成了教师队伍精神上的大缺陷。在教育行政部门以考试制度为手段，以垄断利益为目标的严密的控制体系下，我们的教师们普遍因为没有自由而个性萎靡，普遍因为没有自尊而被迫庸俗。公立学校的教师们为什么要逼孩子拼命补课和做题呢？因为孩子的应试成绩与教师的职称、评比、工资、福利、提拔等完全挂勾了，孩子考不好，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问题，而是跟老师过不去。老师威逼孩子提高考试分数，是老师自己的私利在起决定性作用。每补一节课老师都有补课费，每提高一点全班平均分老师就有尊严。公立学校盛行的“评价如儿戏，分低就没戏”的教师评价制度，也自然会延伸进我们的学校管理之中。校长管理和评价教师，主要依据就是学生的考分，对老师的解聘、晋级、加薪最后都得以考分为准。校长为了学校的声誉，狠抓考分。教师为了自己的地位和饭碗，不得不狠抓考分。教育部门的压迫，就这样通过校长转向老师，通过老师转向学生。学生学习压大太大，对老师就有畏惧和逆反的心理，造成了“不让学生讨厌的老师就不是好老师”的现象。谁让我们是应试教育呢？我慢慢明白了一点，在现行教育制度的标准控制之下，所谓的好老师，就是那些善于猜题和压题的老师，就是那些能够将学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极为严密的控制的老师，就是那些信息灵敏，善于通过关系搞到出题、考卷情报的老师，就是那些在考场上能最巧妙地教孩子作弊的老师！也就是说，所谓好老师，就是那些最不顾孩子的个性和特点，最不顾孩子的身体和心灵发育，最不顾孩子终生命运的老师。2001年，山东曹县高考舞弊案，近80人涉嫌替考，老师成为找人替考的“掮客”。2004年，河南濮阳高考舞弊案，多名中学教师参与传递答案，据说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升学率。由于分数决定到老师的根本利益，一些学校的老师在考试时，从编位置上做起，将成绩好的学生的前后左右，都安排上几个成绩差的学生，让他们偷看作弊，这样来提高全班考试成绩。公立学校发生这种事，处理几位责任人就行了。如果是民办学校发生这种事，整个学校马上就会被关闭。我们南洋不敢搞这样的玩法，又如何去参与分数竞争呢？
　　令人最痛苦不堪的是，在公立学校这种竞争模式的压力之下，我们校长们为了学校的生源和生存，不得不花钱专门请最善长于应试教育的教师，不得不给予他们更好的待遇和尊重。一位公立学校的校长悄悄给我面授机宜说：“考试分数上去了，生源就来了。要想考试分数上去，决窍只有一个：别把孩子当人看待。要找敢给学生施大压力的老师。”听得我目瞪口呆！怪不得我们南洋的有些教师劝我不要对学生太软，要硬起来！分数和升学率决定着学校的地位，因此教师的等级就是分数的等级，教师的价值就是升学率的价值，这样的规则成了学校一切管理的核心。
　　小时候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曾对我说：“语文语文，多读会写。读多了好文章就会写了。”我认识一些作家，他们谈经验，仍然是逃不出“多读多写多想”这几个字。但是，现在的语文是怎么教的呢？我认识一位公立学校高三语文的把关老师，他是最会训练学生语文考试的名老师。他告诉我他的办法是：“根据考试的知识点，一个点一个点地磨学生。成语是一个知识点，那就好好练两个星期的成语。拼音是一个知识点，但占考卷分数比例低一点，那就练上一个星期。什么是语文课，做试卷，改题，改错，重复记忆，训练学生注重考点的能力。考试的决窍是，多做试卷题，多复习试卷题。”这样的应试教育经验，不是在教语文，而是在教如何考语文试，这对学生的思考和写作能力完全是一种破坏。
　　我们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说：“任总，数学学习，重要的是学习数学思维方式。而数学思维方式，首先就是相信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之间，都有数学的关系，这个宇宙是由数学规则组织起来的。其次，就是要学会去找这种数学关系，能找出一对数学关系来，就是伟大的科学家。宇宙自然的奥秘，就体现在数的关系的奥秘之中。但是，我们这些数学教材，只是将过去的科学家找出的数学关系告诉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好考试，而不是刺激学生的数学兴趣，不是刺激学生去找自然万物的数学关系的兴趣。物理所学的，就是物理现象的数学关系。化学所学的，就是化学现象的数学关系。‘数’穿透一切。但是，我们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程之间，根本没有密切的联系，各教各的，学生看不到其中的根本性联系。无聊的考试破坏了学生的兴趣。我要当好老师，首先就要以考试为中心，也就是说先破坏学生的科学兴趣。”
　　我们一位高中教政治的老师对我说：“任总，我教政治课真是一种悲哀。我讲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学生问：‘老师，现在那么多腐败，算不算是主要矛盾？’我只能说，这是次要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因为腐败者是少部分人。学生就说：‘那么说起来，腐败不是大问题了。’我说：‘是大问题，但不是主要矛盾。’学生问：‘如果主要矛盾不是大问题，那么主要矛盾指小问题吗？’现在的学生有想法的多了。我讲我们国家是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和国家领导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学生就问：‘真是这样的？’我只能说：‘《宪法》和《选举法》上就是这样规定的。无论你们怎么想，要想得高分，只能这样考。’学生就说：‘原来讲假话才能得高分。’你说，我还有什么尊严？我们要求讲诚信，但我们自己首先就不诚信了，我们就这样在扭曲学生。”陶行知谈到教育的核心时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但是，我们的好老师，就是那些不敢教学生求真做真人的人。做真人就考不好试了！面对这些情况，当我看到教育行政部门那些强调要“抢抓机遇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引向深入”的文件，心里感受到的，只能用“黑色幽默”这四个字才能形容。
　　我们南洋许多老师很有思想，很希望在教育上开拓新的空间，但是，在现行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我与教师们一样，我们都不得不听从教育行政部门官僚指挥棒的安排，我们都是囚室里的囚犯，我们都是被迫强制劳动的奴隶，我们只是一支难以走出困境的奴隶队伍，我不过是这支奴隶队伍的领班而已。为支撑南洋这12个学校，我累得要命。如果能真能体现自己和许多教师们内心的价值追求，再累也心甘。但是，想到我们教育体制上的这些问题，我愈来愈感到这份自己工作的无聊。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用什么价值观去鼓励教师们努力奋斗呢？鼓励他们当好教育官僚的奴隶？鼓励他们以孩子为敌，为了分数和考试，用大量机械而枯燥的试卷，而把孩子弄成死气沉沉的小老头和小老太太？

专制毁灭人格
　　南洋学校到现在，使用的仍然是全国统一性的教材，没有开发出自己的校本课程。南洋学校分布在东西南北不同地方，区域差异极大，孩子家庭环境也有很大差异，但所有的孩子用的却是统一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遵循的是统一的教学大纲，实施统一的教法。是我们南洋想这样吗？不是，实在是没有办法。我曾想过约一些著名科学家、专家学者和我们学校的老师结合起来，开发我们南洋自己特色的教程和能力测试方案，我认为这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要想搞出特色教育，要想发展素质教育，教师、家长和学生就应当成为教材编制的参与者，要让教师成为独立自主的有创新能力的人，教师一定要具有教材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创造的能力。不然，教师年年教一样的东西，职业枯竭，生命发展不了。这样的想法，多年都没有机会实践。2001年5月29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里面提到：“学校可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我找一些有想法的老师商量开发南洋本校课程的事，但是，教师们的反应打消了我的念头。老师们说：“教育部门的教研室负责出考题，教研室决定着教学大纲、教材和教辅的选择，如果针对学生特点开发我们自己的教材，我们的学生在统一考试上肯定会失败。教育部门的官会看笑话：‘你可以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教，但你不得不按我们规定的办法来考！’我们搞自己的教材，对孩子是一定好事，对考试却一定是坏事。学生的平均考分跌下来，教育部门一评比公布，我们学校的声誉就完了。家长不明白道理，要到学校来吵闹，要退学，怎么办呢？”面对这样冷冰冰的大实话，我实在无言以对。学校无论有多少创新的想法，也跳不出教育管理部门的手掌心。这样的控制，毁灭了千千万万教师的首创性，苦了教师，最终苦了我们孩子。教师的创新意识和职业尊严被毁灭了，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和天生的灵气也就这样毁在教育官僚们手中。我们南洋有一位高中语文老师，很有想法，他对高中课本的选文很不满意，一直期望结合学生特点，搞一套全新的本级语文教材。但今年年初，他约我见面，对我说：“任总，我来南洋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教育梦。但现在我已失望了，不是对你有意见，而是因为南洋并不是世外桃园，我们挡不住教育部门的控制，我们搞不了新的教育，我实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我决定不搞教育了。”要在过去，我会千方百计劝说他挽留他，说些希望在明天，我们一起拼搏这样的话，但是到现在，我自己都快绝望了，我无话可说，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课程决定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谁有权来决定我们的课程。在我们大一统的专制的教育制度下，教育行政官僚直接决定学生应当学什么，怎么学。就连如何欣赏一首古诗，行政官僚们都规定有严格的标准答案！对学生的学习内容，与学生朝夕相处的教师无权决定，对孩子命运最关心的家长无权参与，对中国教育事业饱含热情的著名的专家学者们无权过问，这一切都是教育行政官僚说了算。行政官僚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那点智力和他们的权力、利益需要来决定考试和课程选择，以他们的价值观和利益倾向来塑造教师和孩子的灵魂。在社会舆论要求素质教育的压力之下，教育部在2000年前后开始推出基础教育领域的新课程。比起过去僵死的课程，新课程给教师和学生的互动创造了一定空间。但是，令人感到可笑的是，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对每个人的独立创造的尊重，这就意味着，重要的是将课程选择和编制权下放到学校或教师手中。教育部统一推出新课程，并没有改变全国统一的模式，它仍然是专制的。教育部门对素质教育的理解模式，成为强制推行的统一模式，这本身就是对素质教育的嘲弄。个性化教育都搞统一的模式，还叫什么个性化教育。究其原因，追求素质化教育，也得按教育部的指挥棒转。在教育部推动素质化教育的课程改革中，专制权力之手也仍然在挥舞。当然，背后就有那些与教材、教辅、考试相关的利益因素。只要是统一的，就有垄断利益。在素质教育搞得最好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地，都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和教学大纲，无全国统一的教育标准，教师和家长对课程和教材具有很大的自治权，教师有权参与课程政策的制定，这就使教师的人格自主和专业能力有了发展空间。我们的现实是，教育行政的集权、课程的统一、教材的统一、考试的统一，一切都是为了教育部门控制的便利，一切都是教育官僚在控制。
　　由于教育行政部门巨大的控制权力，我们对教育部门的政策和文件从来十分敏感。研究教育部门的文件和它们现实的做法，我感到了强烈的反差，我概括为“话讲得好，事干得邪”。教育行政部门下发的各种文件中，新观念满天飞。每届领导都有一些新观念新政策，然后教育行政部门就将这些新玩意写到文件中来，逼着学校和老师学习领会。似乎行政官僚们思想最为高深、道德最为高贵、综合素质最高、办事能力最强，他们完全有资格成为学校和老师们的导师。但是，他们所用的文字愈来愈新，做法却愈来愈陈旧，嘴上讲得愈来愈好，动作都愈来愈黑。《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是教育部门近年来两份十要重要的文件，里面都强调：改革课程实施过程中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的能力。这些话讲得多好！从文件上看，教育行政部门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向都是明白的。但是，为什么折磨学生的应试教育不仅没有丝毫改变而是变本加厉了呢？教育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考评，为什么愈来愈严密、愈来愈机械和量化？孔夫子说，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为什么教育部门的言行如此不一致呢？从这样的反差中，我看出了权力和利益的影子。因为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既不愿被人说成没有思想水平，所以他们把所有新辞都说完。但是又不愿失去他们专制的权力和垄断的利益，所以他们就强化控制。说归说，干归干。如果各学校有自己的特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教育部门的官员们用什么统一标准来检查和惩罚各学校呢？他们的权力如何体现呢？如果各学校开发自己的校本教材，教育部门规定的教材、教辅和试卷买给谁呢？他们的垄断利益如何体现呢？长期以来，为什么我们民办学校不断受到打压，我们的老师在职称、评比等方面不断受到歧视，我看原因只有一个：民办学校的校长人选不是教育部门定的，因此不会到教育部门搞关系；民办学校的学费不交到教育部门进行再分配，而许多公立学校收的学费要进入教育部门的账号再拨出来。民办学校与教育部门不是权力和利益的共同体。最近，一位教育部门的领导秘书告诉我说：“教育部门的一些领导秘书告诉我：“秘书写文件和领导讲话稿，要参阅世界上许多材料，把新的东西都写进稿子去。领导拿来念念，进得了眼，但入不了心，只是应付场面的需要。文件发完，讲稿念完，也就差不多忘了。简不多就是这样。”怪不得如此！我只能用几句话来形容我们教育行政部门的行为原则：屁股指挥脑袋，利益控制权力。以不公平的权力来获取不合理的利益。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老师会有多大的创新空间呢？为了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教育必须创新和变革，应当更以孩子为中心、更注重孩子的身体和心灵的发育、更注重孩子的自尊和个性的发展，但是，为了服从教育行政官僚们的需要，教育就必须应试化、僵死化，教育就要把孩子的个性和自尊彻底磨平。中国学生普遍存在的心理压抑和扭曲，根源就在于此。当老师们经过统一教研、统一备课、统一命题、统一考试、统一阅卷、统一答案、统一评分标准的严格训练后，手里拿着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学参考书和统一的教材走上讲台时，他只是在按教育行政部门输入的规定程序在活动，他们只是教育行政官僚控制下的教学机器而已。年复一时单调、重复、僵化的教学生活、激烈的生学率竞争、考试成绩的排序、评比，威胁教师饭碗的量化考绩改革，迫死教师们长期处于应试教育的超负荷运行状态，使教师的教育热情和理想不断被耗尽，造成教师普遍存在的职业停滞与倦怠。我们的老师们挣扎在教育部门的管制和孩子的需要之间，最终还是不得不屈服在教育部门官僚的指挥棒下。最近，一些关心南洋命运的老师们不断来找我，劝我向公立学校看齐，劝我不要再搞那些素质教育的尝试，劝我要加强管制，要以试卷练习为核心进行教育，要将孩子的分数与教师的个人利益完全挂勾、统一起来。看着他们真诚的面孔和无奈的表情，我实实在在感到了彻底的无望。
　　中国专制的教育精神和教育制度，首先毁灭了教师独立自主的人格，随后让教师再来毁灭孩子的独立自尊。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们合起来在干什么呢？先把自我价值追求和理想主义自动毁灭，然后毁灭孩子自由与独立的精神，最后毁灭整个国家的开放与创新的力量。当我开始将老师们并不理想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与整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时，我感到了巨大的困惑与无奈，怎么办呢？面对覆盖中国各个角落的专制的教育控制机器，我感到了个人的无力与缈小。我个人如何来面对中国可怕的教育专制和邪恶的垄断特权利益集团呢？我与我的教师队伍一起，我们都是可怜的任人欺负的奴隶而已。现在，每当看到教育部门要求推动素质教育和个性化教育的文件，我就想到我们每个学校面对的教育部门以应试为中心的千奇百怪的管制手法，“强调素质教育与强化管制”，这两种绝对相反的现象，我们的教育部门可以奇怪地一起用。前者用在嘴上，后者用在行动上。官方文件说：“你们要自主一些创新一些！”但是，囚室中的囚犯有自由吗?有，他可以在囚室里来回走动。官方文件说：“你们要敢于试验敢于探索！”但是，戴着镣铐的奴隶有自由吗？有，他可以戴着镣铐跳舞。有时我甚至想，教育部门的那些行政官僚们是不是由于生活无聊，找刺激，才玩这样的游戏，他们纯粹是在玩弄教师们的人格。

再提教育独立
　　中国教师身心之疲劳、精神之衰败、人格之萎缩，自尊之低落，对孩子这般之折磨，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独立从事教育的权利，就在于他们没有自由思考自由创新的权利，就在于教师没有对孩子承担责任的真正权利。没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没有对孩子命运负责的条件，还谈得上什么“师道尊严”！没有人格完整的独立与自尊，没有对人与人平等的尊重，还谈得上什么“师德”！早在1922年，蔡元培等人就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要求，中国的教育界还联合发出了《全国教育独立运动会宣言》，里面写道：“吾国教育界同人，所受教育不独立之痛苦，牺牲学业者有之，牺牲生命者有之，大罢课者有之。而受思想不自由之压迫者，更不知多少。”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领教了什么是“教育不独立之痛苦，思想不自由之痛苦”。蔡元培还说过，“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而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从蔡先生到现在已有几十年了，我们现在真是只能彻彻底底、规规矩矩地做到“循教育部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如果蔡元培先生回到今天，他会如何给我们当代的教育定性呢？五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但中国还出现了以蔡元培、黄炎培、晏阳初、陶行之等为代表的教育家，为什么？我想那是因为他们在教育上还有一点独立自主的空间。现在我们中国还能有教育家吗？一个都不可能有，剩下的只是专门负责管制教育并从管制权力中谋私利的行政官僚而已。没有教育的独立与自主，从教师中就不会成长起教育家来。而没有教育家的境界和追求，我们老师队伍的人格怎么能够不断完善，老师们的专业能力怎么能够不断提高呢？老师们被逼入奴隶的心态中，被打掉了职业的尊严和上进心，他们还怎么能够培养出独立自主、自尊自爱的学生来呢？在本质上被剥夺了教育权的老师群体，根本无法发展他们的师德，也无法发展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也就成了没有人格尊严和职业尊严的群体了。多少年了，蔡元培先生提到的教育自由和教育独立原则在中国仍然没有实现！甚至出现了大到退！几十年来，我国教育的总量大大扩展了，但精神却大大萎靡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教育不是发展了而是沉沦了，愈来愈沉沦在教育行政官僚们日趋膨胀的专制权力和垄断利益的泥潭中了。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是说，上行下效，上面有什么德行，下面必然仿效。2004年6月28日，新华网报出一则消息，原阳县一位叫杜保岑的老师，长期以来上课如同古代皇帝上朝，要求学生向他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学生苗苗回忆说：“杜老师一上课就喊‘上朝’，我们就要跪在地上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杜老师说‘平身’，我们还要说‘谢皇上’，才能回到座位上上课。”正是“杜老师”这样的专制精神状态，才导致了全国性的禽兽老师奸污学生和恶霸老师毒打学生这些恶性案件。公立学校的老师是官员而不是百姓，官员当然可以任意摆布百姓嘛！皇权时代，官师一体化，官就是师，师就像官。这种传统到今天似乎更加严重。教育炼狱十二年，我算是深深体会到，没有人格的自由与平等，就没有人格的自尊，就没有人格的完善。邪恶的教育现象之所以在国内屡见不鲜，是专制精神在作怪，专制精神是层层从上面传达到下面的，根子在上面，现象在下面。永顺小学中发生的这样可悲的现象，无非是以戏剧般的形式，真实地传达了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僚们与我们的教师间的关系。第一所南洋学校建立，我就规定一条原则，教室里不设高一级的讲台，目的就是要创造一种师生平等的氛围。但是，我们南洋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教育等级专制的外部力量，时时在影响我们学校内部，我们无力与之对抗。以我个人的力量，我知道我无力改变大局。但是我也知道，这样邪恶的教育专制实在没有理由再延续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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