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某人读过书，而犯了什么坏事，再土的老表也喜欢 瞥上一眼：“还算有文化的人？！”后来我也读书才明白，原来我们在接收文化熏陶的同时，也要接受文化的规范。这是相辅相成的事情。
            比如秦桧、赵孟頫可谓饱读经书，学富五车，尤其是两人都写得一笔好字。但他们永远被人鄙视，没有哪一个视其为“文化人”。为此，连他们的后代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记得有则野史记载，后来历朝不允许“南秦”（姓秦的分南秦和北秦，其中秦桧属南秦）录取状元。然而有一回，偏偏有一个南秦之人一路过关，殿试之中皇帝问他是“南秦”还是“北秦”时，这位机智之人答了两句诗：一朝天子一朝臣，忠奸贤佞岂相承。这位秦氏后裔固然答得不错，可见真正的读书之人不把秦桧看成“文化人”显然矣。
          后来的读书人自然吸取这个沉重的教训。明朝史可法在扬州十日中，开军事大会不是为了讨论怎样去守城，而是语重心长地说怎样保全节操。于是清兵攻进扬州城只不过史可法的文化人格定型的一个隆重而充满血腥的仪式。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一个小小的阎太令（仅仅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罢了）能领着城里几万老弱守城三月有余，且杀死清兵五万多、清将十人、清王二人；而身为兵部尚书、大学士的史可法与其统率下的十万御林军守着扬州城却一攻就破呢？
        《论语·学而》中有这么一句话：“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这又岂止是说“好学”，分明是对文化人提出的规范。读书人要行得正、走得直,不可在物质上有过分的追求。而陶潜在宁静的荒野中，吟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时，读书人听到的恐怕不只是“安贫乐道”的古训，更应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笑声吧。于是，拍案而起的闻一多便能拍出文化人最强劲的底气，鲁迅的呐喊便能喊得“沉默的世界”震颤不已。
           文化是一脉民族的血气，是一种社会的定力。看来，面对一条喧嚣浮躁、物欲横流的大河，文化人除了潜心修道，三省吾身，似乎还得另担一付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