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研组长要培训心得，速构一篇，供组长夫人及大家一笑。很长，浪费大家时间了。名字是吓人的，别计较。

    福州的新教材培训会议让我有很多思考，但对我本人来说，这次会议引起的是我思想内部的一场叛乱，让我时常陷于矛盾与挣扎中，平时所建构的那些观念竟然走向了解体，理念操刀自杀，惶惑走向我如撒旦的欢歌，有着药的癫狂与无底的绝望。
    新课程标准定义语文的性质：语文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一。这样的理解或许是很多年来争论的一种妥协，关于中国思想深入的中庸的理解，我们总是以为争执不下时，你退一步，我退一步，于是就天下大吉了。可是我总是想，知识本身应该是是非分明的，岂能容忍这样地锯来锯去，割来割去。这样的新课程标准象风一样轻盈，在潮流与人事的风里发出猎猎风声，但却是无根。中庸的本质并不是在事理上的妥协，它应该是建立在对各种利弊全面计算之后朝着人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度”的把握，这样的度应该是不过火的不怯懦的以平淡的面目出现的厚重的从容与承担。它首先是具有包容性的，能够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这里的声音是关于教育的各种理念的“百花齐放”，只有这样才能有“春光灿烂，莺歌燕语”。我们不能想象一个社会里只有研究性学习一种方法，只有“探究、合作”一种学习方式。如果一个老师他能够让知识象电影一样紧凑流畅地呈现，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一种自由的权力去吸引他自己的观众。一样独特的艺术样式的价值就在于他切应了一部分人的趣味与求知的方式，并引起他们参与创造的快感，从而得到熏陶与发展。这样就够了。如果我是一个学生，如果有一个老师能够让学习成为我的自然渴求，那么，他采用什么方式，我认为并不重要。我象一头牛只要能吃饱，喂牛人用的是桶或是盆或者根本是尿盆，我根本就无所谓，因为我没有洁癖。就理念本身而言，新课标所提倡的教学理念的对错并无太大的关系，因为这在中国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至少它提供了一种说法。新课标因为权威的苛刻不容许我们有其他的声音，但是我们却必须为它争取生存的权利，因为现在不是文革。社会运转的根本逻辑是各本所欲，各求所愿，形成对峙，对峙构成常态，形成根本性的平衡，消长盛衰原是历史长河及社会常态的必然与必需。甚至某些个体以自己的无价值见证他人的有价值从而使自己凸显价值。这种价值的不自显性及被压制性使人的意义显现昂扬的姿态，并最终促使社会的前行。应该允许多元存在，这就是我对新课标施行的态度。
    我知道我说远了，我要说的是语文的性质问题，我接着往下说吧。既然，我们被新课标压迫着不许发出自己的声音，那么，让我们向鲁迅学习吧，用用归谬法。语文有“工具性”的性质是勿庸置疑的，但是英语就不是工具性的吗？历史不是我们用来解读现实的一种工具吗？自行车难道不是一种工具吗？往无耻里说吧，色情小说与“黄片”在我的阅读经验里曾经给了我多大的教导，使我的生活的某一个方面显现出和谐美好的快乐，难道它们就不是我经营生活的工具吗？往广里说，让我无理一点吧，其实一切事物都具有工具性，连人在社会中也会被利用，那么人的性质也应该是工具性的，真是胡说八道。再说语文的“人文性”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人文地理”这门学科？历史有没有人文性，如果没有的话，历史真是一种冷血的东西，其历史中的那些活泼泼的文化是干什么用的？物理与数学引导人走向世界的基本构造，从而更近地走向人自身，使人关心自己和与世界、宇宙的关系，爱从这里升起，这不是人文性是什么？音乐、美术那么真诚而深刻地感动了我们曾经脆弱的神经，我记得我听黄家驹的《大地》之后，我的精神象哥特式建筑一样坚挺而锐利，我感受到的美丽情感并不比读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少。
    那么语文的性质是什么呢？记得以前福建师大的教授潘新和说过，语文的性质是“言语性”。“言语性”与“语言性”是不一样的，“语言性”中的“语言”是一个名词，因此“语言性”只能说明语文通过语言来实现，也就是说这只说到了语文的载体问题；而“言语性”中的“言语”是一个动词，也就是说语文归根到底是一种表达，既然是一种表达，那么，它就应该是有个性的，因为各个人的表达必然存在各自的特点，这是个体的人的禀赋、经验、思维习惯、表达方式所决定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教育的成品应该是使学生成为一个文化的人，文化的形态是多样的，因此也应该允许学生有不同的文化构成。不同的文化的影响，使一部分人钟情于人文科学，一部分人钟情自然科学。因此，学生愿意用什么样的思维习惯来学习语文，愿意在什么样材质的文字材料中来学习语文，从而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言语，那就是学生自己的事了，教师的责任我想就是使他们在自己的途路上走得更坚定。并且能尽快地到达。如果能够明白语文的“言语性”的性质，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将会有一种新面目，首先在作文上就会有不同的创造。作文的基本构成不外思想与文字，不同学生的思想与文字的发展水平会不同，其个性特征也不同，但都是有其层次的。如果我们的作文能从层次的角度来进行训练，我想效果或许会好一些。思想在作文上表现为内容，文字在作文上表现为形式，在马列主义哲学体系中一向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这真是一个模糊的界定，“决定”好理解，但是“反作用”就奇怪了，反作用到何种程度，这真是不好说，甚至可以出现负结果。我的理解是内容可以决定形式，形式也可以决定内容，一部西方绘画史，一部西方雕塑史，说的不外是这么一回事。举个例吧，毕加索作于1943年的《牛头》，将牛头转化为自行车的车座和车把，把平放的车把、车座竖放，刚好成了牛头。这个雕塑的意义就在于毕加索颠倒了人们的价值意识，这是自以为是的强辞夺理，或者是借助自己的意识霸权对世人经验的玩弄。你说是“什么”，我说是“么什”，“蛋”为什么叫“蛋”，因为第一个人这样命名，后来的人就这样叫了。你说是车把与车座的组合，我说就是牛头，其实就这么简单。概念、名称只是人造的游戏。毕加索由此完成了解构，也推开了美术史的一扇深邃的大门。人们从古典的写实走向形体的抽象，把绘画是生活与人的思想的附庸转化为绘画技术本身，这种回归实在很难说是突破，但是确实绘画史向前行了。罗马尼亚雕塑家布朗库西前往美国参加展览，他的象个感叹号的《空中之鸟》因只有抽象的形体而缺乏形象性被海关拦截。因为只有在算做艺术品时，它才能被允许免税带进美国。我在图片上见过那件作品，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但“空中之鸟”的名称好比“散发魔咒力量的一根救命稻草，竟然使一件艺术杰作死而复生”（郭勇健语）。名称使我们茫然无措的思维得到引渡式的拯救，并在它的指引下在经验世界和观念框架中再创造，由此摆脱了原有的无助感，得到了救赎，从而也拯救了艺术。艺术与人本身就是这样互相“妥协”的。它们合缝合榫，恰当无比，达成完美的合谋，在我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中庸，它们都找到了最精确的“度”。文字与形体都实现了自己的言语。内容与形式如此匹配，象一场良姻天定的爱情，更象一场声势浩大的吻戏。激情，紧密，不能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