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上，存在着极为奇特的现象：避讳，“为君者讳，为贤者讳，为尊者讳，为亲者讳”，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的方法避之。
这种习俗起于周，成于秦，至唐、宋大盛，凡帝王孔子之名，人所共讳，称公讳；人子避父、祖名，称家讳。历朝所讳之字不同，各家所讳之字亦不同。
避讳的方法之一，就是缺笔，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
所以，后代的版本学家和书画鉴赏家借助缺笔等避讳，作为鉴别图书年代及书画真伪的一个因素。
书画鉴赏家在审阅唐阎立本画褚遂良书《孝经图》时，即发现褚书中“慎”字有缺笔，“慎”字是南宋孝宗的名字，这时，避讳起了作用，它帮助书画说明了年代。
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今天，我们感觉避讳，感觉缺笔、增笔、改字、空字、改音之类，非常迂腐，非常可笑，但就是因为这缺笔，增笔，却激发了文人雅士的灵感，他们于汉字笔画增增减减，结构拆拆分分之间，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书法史上增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
大家熟知的，刻写在泰山斗母宫南路西石崖之上，光绪二十五年，历下刘廷桂所书的那个“虫二”，“風月”二字去边框，隐喻“風月无边”的摩崖石刻就不说了。但类似的巧妙结构，在中国的文字史、文学史、书法史上，不在其少。
在西安碑林中，人们走近位于中轴线正中，要进入碑林陈设区标志的碑亭，远远就可以看到这座碑亭上方有稳健凝重而又醒目的“碑林”二字烫金匾额。匾额出自清代著名爱国志士林则徐之手，是他在鸦片战争之后，被革职戍边新疆伊犁，路经西安时写的。
但人们看到的“碑林”二字中的“碑”字，缺少上面一撇，据说林则徐是因为自己遭朝廷贬谪，被摘去顶戴花翎，郁郁不得志，才将“碑”字去了头的。
而在山东曲阜孔府前，引人注意的是“衍圣公府”门前的那副对联：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其中“富”字无头，“章”字一竖直通到上面的立字。
传说，孔子第四十二代孙孔光嗣娶亲之日有神仙前来指点，碰到要写“富”字，便把富字去了头，隐喻“富贵无头”；又传纪晓岚为孔府写对联时，“章”字书写数遍，皆不中意，弃笔安歇，梦中见一老翁把“章”字写成破“日”之状，醒后挥笔一书，果然字体苍劲，气势不凡，就有了现在的“文章通天”。
记得前几年看电视片《望长城》，在讲到陕西韩城司马迁故里一节，有“同冯不分”之说。
原来，司马迁因李陵一案，太史官被削入狱，先判死刑，后改宫刑（阉割），有人即向司马家族通风报信，家族怕株灭九族，族长连夜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逃走。为表示对通风报信之人的感激，长门在“马”字旁边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同冯”谐音通风，于是历史上就有了“同冯不分，同冯不婚”的说法。
非常奇妙，在阅读江南水乡古镇同里的有关材料时，在下又发现“同里”的由来，也与汉字的拆分有关。
关于“同里”的由来，有两种传说。
一说同里，旧名“富土”。唐初因其名太侈，改为“铜里”，宋代又将其旧名“富土”两字相叠，上去头，中间横断，拆字为“同里”，遂沿用至今。
另一说，旧名“富土”的同里，由于隋炀帝荒无度，穷奢极欲，不理朝政，国库亏空。一年大灾，北旱南涝，粮食歉收。隋炀帝下旨江南富土每人增缴三斗，十天缴清，违者重罚。一金姓秀才用析田加土的拆字法，使“富土”变为“同里”，帮助乡亲逃过一劫。
同里改名，两种传说，关键在于“富土”太侈，过于铺排、炫耀，没有书倦之风，缺少优雅之韵，这才是“富土”要改名的实质所在。至于隋炀帝一说，只能是附会，姑妄说之，我们也就姑妄听之。但“富土”为“同里”，确乎一扫财主土豪的乡气，清新雅致之韵顿生。
汉字在文人笔画增增减减，结构拆拆分分之间，演绎出如此妙趣横生，寓间深刻的文坛佳话，大约是其他语种文字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