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对。我非常赞赏巴金的一段话：“我们有一个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代作家留下的杰作。它们教育我们，鼓励我们，要我们变得更好、更纯洁、更善良、对别人更有用。文学的目的就是要人变得更好。”我觉得巴金这段话说得非常朴素，也非常深刻。实际上，我们语文教育的目的、还有整个教育的目的、包括现代化的目的也一样，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 

　　王：您这样说，从理念上把这个问题彻底加以澄清了。接下去我们是不是可以进入比较具体的问题的讨论了，比如中学语文教育的问题。 

　　钱：中学语文教育有它工具性的一面，但我今天暂时不谈这一面。我主要想谈它的文学性的一面。我认为中学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唤起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向往。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文学教育就应该唤起人的这样一种想象力，一种探索的热情，或者说是一种浪漫主义精神。 

　　王：您的话很耐人寻味。您在青少年时代一定有很深切的体验吧。 

　　钱：应该说，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体验。我回想起来，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对我影响最大，至今还成为我做人的基本信念的是一篇童话，就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篇童话所表现的对人的信念，对美好东西的信念，还有为了这个信念不惜献出一切的精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这其中就包涵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我觉得这种影响对一个人非常重要，也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王：您这个“精神的底子”提法很有意味。您能说说它对您的影响吗?钱：我大学毕业后，说是分配，实际上是被流放到贵州的一个偏僻地区，在那儿呆了十八年。那是在社会的最底层。我虽然没被打成右派，但在文革中被整得很厉害。可为什么像一些朋友说我的，还能保存着一颗完整的心，就是一颗赤子之心。我解释说，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我有一个“精神的底子”。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学时正好是共和国上升时期，是五零年到五六年，也是共和国的黄金时期。我当时读的是南京师范学院附中。这是第一流的学校。那时候学习非常自由。尤其语文课是绝对地提倡想象力和创造力。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个礼拜六我都和一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到南京的玄武湖去划船。我们把船划到荷叶深处，我在那儿编童话故事，他在那儿画画。我那时候上课经常给老师提意见。记得有一次老师讲茅盾的《春蚕》，分析里边有一个叫荷花的女人。老师说她是个放荡的女人。我说不对，认为是个解放了的女性。老师在上面讲，我就在下面写自己的分析文章。下课就交给老师。老师非常高兴。作文也是这样。那时教鲁迅的《药》，老师就跟我说，夏瑜的形象在小说中是暗写，你把他改成明写，题目就叫《夏瑜之死》。我就花了两个星期到处去收集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 

　　王：您那时的功课一定很好吧?钱：我的功课非常好。语文数学都好。我当时还在学校做过一次学习经验介绍。我说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把每一堂课都看作一次精神的探险。每次上课之前，我都怀着一种期待的心情，期待着这堂课老师会给我一些新的、我所不知道的东西。当时的老师水平都比较高，他们基本上都能满足我的要求。假如这位老师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我就很不高兴，我就不听，就做自己的事。我当时是非常自觉地去寻求这种精神的满足。所以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曾经有过一个自由的、做梦的时代……”我非常感激我的学校，我的中学老师们能给我这样一个时代。它为我打下了一个“精神的底子”，使我能够经受住后来那么多的磨难，就像《红灯记》里李玉和说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都能对付。”我很赞成别林斯基的一段话。他说，人在精神的幼年时期，不过是美好的灵魂，但那远不是实际的具体的人。在我看来，中小学时期就是人的幼年时期。如果他有一个理想和信念，尽管他长大后会看到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美，他会因此而分裂，会痛苦和怀疑，但他绝对不会陷入虚无主义，因为他有一个“精神的底子”。他会在痛苦的思考和怀疑之后，从原来那种幼稚的、不自觉的和谐，过渡到更高的自觉的和谐，最终成为一个成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