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鲁迅研究之谜

2005年12月18日来源:网友提供作者:未知字体:[大中小]

谢泳在《中国文化报》上撰文，介绍拙著《人间鲁迅》之余，引出一个被称作“鲁迅研究之谜”的问题：“为什么鲁迅以反专制为基本追求而却总是被专制利用?”
　　鲁迅之被利用，首先是政治学方面的问题，而与鲁迅思想本体研究关系不大。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鲁迅是在何种情况下被利用的?利用了他的什么?他的思想实质与专制主义果然有相通之处吗?

　　其实，鲁迅生前就一直被人利用，不独身后为然。参加左联就是一个例子。亲近如冯雪峰，也有着把他当成“统战对象”而加以利用的一面。自然，这都是他所愿意的。对大众，对青年，对进步的社会事业，他甘于做“牛”，做“泥土” ，做默默的牺牲；但当他发觉在被人恶意地利用时，则设法回避乃至于拒绝了。
　　鲁迅逝世时，正值抗战前夕，于是他的葬礼便成了民族团结的标志；而他的精神，也就适时地成了鼓舞民族斗志的伟大象征。应当说，这是对于鲁迅的最大范围的一次集体利用。从此，鲁迅的名字，作为政治文化的一个符码，便开始被广泛使用了。毛泽东在延安，以及以后发表的有关鲁迅的评论，都是在这一意义上进行的。对鲁迅的这种肯定，是一种名义上的肯定，抽象的肯定，整体象征性的肯定。鲁迅思想中的许多重要成分，实质性的东西，却被忽略了，甚至被轻易地给否定掉了。比如鲁迅说自己思想的两大方面，即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当时，明显地被划归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又比如，鲁迅的批判精神和批判原则，其中包括对“东方文明”的批判、对“国民性”的批判、对权力和权力者的批判等等，在一个“革命”的故而是“光明”的环境里，也都变得不合时宜了。毛泽东是政治家，看待一切事物唯用政治的眼光，对《红楼梦》如此，对鲁迅亦如此。他是从来不讳言“功利主义”的。
　　利用有两种情况：一是用其名，一是用其实。用其实者，也有两种情况，或者用全盘，或者用局部，取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如果说，对鲁迅尚有一点较为具体的利用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关于斗争的思想。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尤其在60年代以后，阶级斗争理论有着恶性的发展，直至文化大革命的降临。这时，鲁迅的注重战斗思想，恰好被纳入流行理论之中；而鲁迅本人，也就被打扮成了一个动辄“打杀”别人的姚文元式的棍子，始终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旗帜的江青式旗手。岂止如谢泳所说的“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呢，简直是“当代英雄”!
　　“文革”是一个典型的造神时代，“凡是”时代。毛泽东的个人权威，通过个人崇拜运动，此时已达“顶峰”状态。一个曾经被“神”高度评价过的人，获得官方的“肯定”，岂不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事吗?
　　事实上，不同的社会角色，具有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作为一个平民作家、独立思想者的思想，明显地，是不可能混同于一个大权在握的政治家的思想的。鲁迅的斗争思想，首先根源于备受压抑的个人经历，根源于中国广大民众长期遭受的压迫而生的痛感和耻感。至于“拿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说加强了他对中国阶级社会的认识，并不曾改变他原来的思想基础。毛泽东晚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却是以权力为中心的政治理论的一部分，带有鲜明的斯大林主义色彩。的确，鲁迅是主张斗争的、复仇的、革命的。他说：“人被压迫了，为什么不斗争?”在他看来，目下的中国有许多“二重道德”，主和奴、男和女，都是有不同道德的，还没有划一，放弃斗争而一味“费厄”，则未免太偏，也太早。正是为此，他承认他的作品有“暴戾之气”；也正是为此，他被主张“宽容”的苏雪林们变着花样痛骂到如今。
　　其实，鲁迅的斗争，与我们惯称的所谓“斗争”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他那里，永远代表着被侮辱、被损害、被压迫者的利益。所以，这斗争就不是自上而下、“为王前驱”的讨伐，也不是“同级斗争”。虽然他并不以“党同伐异” 为恶，却从来没有那种为组织所规限的党派性。他的斗争是以人的解放为目的，以弱势者为本位的一种反抗性行为。这是理性的反抗，现代的反抗，并非从前的农民“造反”，更不是“文革”式的乱斗一气。说到《水浒》，他就十分反感那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式作法，斥之为“流氓”。他从来珍视人类的生命，对于那些随意以牺牲为代价，葬送群众性命的“革命者”，他是憎恶的，他明确表示：“革命是并非教人死，而教人活的”。可以认为，斗争是他的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原则的最高体现。他不惮孤身一人，挑战权力者乃至整个社会，乃是为了捍卫人类生命个体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活着的全部尊严。他深知，剥夺了斗争，就剥夺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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