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他的文章开始在报刊上出现，而且这一年，他被《文章世界》选为十二秀才中的第十一位。1920年，他的小说《招魂节一景》在《新思潮》上发表，获得了文坛的好评，那时，他已是东京帝国大学国文系的学生了。
　　被伊豆歌女激发出的生命活力，洋溢在他的作品里和行动中。
　　《伊豆舞女》深入人心，先后五次被改编成电影，人们在广播剧里听到了“好人哪”的清纯的女声，还在银幕上一睹舞女的芳容。文部省的国文教科书选了《伊豆舞女》，在日本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伊豆舞女纪念碑。这些纪念碑，雕刻着舞女的独自像，也有她与“我”在一起的双人像。
　　川端康成为日本民族和世界文坛留下了一个永恒的美的形象。
　　
　　到天国散步
　　
　　川端一生中，有两个绰号：参加丧礼的名人和搬家的名人。意谓他从小到大，参加丧礼最多，搬家最多。
　　从伊豆到麻布，又从高圆到热海、浅草、大森力，战后的世态人情，风俗和现实，离美越来越远了。
　　川端康成为此大感失望。他无法再带着美走进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他开始逃离日本，到西欧到国外。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人们精神空虚、思想沉沦、道德水准下降，物欲代表了追求和理想，川端康成走遍了世界，却发现自己更孤独了，他发现了美，但是，已经没有人愿意和分享了。他自嘲地说自己成了一个“无赖闲人”。
　　1968年10月17日，川端在家中刚吃完早餐，外国通讯社的记者打电话告诉他，斯德哥尔摩决定授予他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康成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第一个反应竟是对妻子说：“不得了，到什么地方藏起来吧！”他惊慌失措，因为害怕受到喧嚣和干扰。
　　妻子说：“有了正式的通知，今天无论怎样都必须和新闻记者见面，这是人世间一般的礼貌。”
　　为了世间的礼貌，川端康成只好承受一切了。
　　于是，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的新闻读者，将镰仓的川端住宅挤得水泄不通。在通往川端住宅的狭小道路上，被拜访者、祝贺者、采访记者的车塞得针插不进。直到深夜，客厅里灯火通明，报纸、电台、电视台记者的采访灯，耀眼地闪动，庭院里也不得不临时安置了照明灯，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
　　这天晚上超过百人的新闻大军，和前来祝贺的政府官员，亲朋至友，造成了川端家空前绝后的喧闹声浪。川端身穿藏青色和服，不时露出无可奈何的苦笑，时不时生气似地缄默不语，强迫自己抑制住想抽身离去的冲动，不得不在二十个麦克风前，嘟嘟囔囔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
　　他只是淡淡地说：“是运气好，是我的动气好。我的文学，只是所谓感觉的东西。”
　　10月19日，瑞典驻日本大使拜访川端，亲手送来了正式的获奖电讯和出席授奖仪式的请柬。这一天川端家大门外数十米的狭窄道路上，全是新闻记者和车辆，宽宽的大路上停着蜿蜒的车队，几名交通警察前来维持秩序。
　　这一世界级的显赫荣誉，没给川端带来快乐，只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
　　疲倦和不快在他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闪出不快的神色。
　　他对记者说：“获奖的原因，第一托日本的传统的福，因为我的作品表现了日本传统。第二托各国翻译者出色翻译的福，但用日语审查会更好。第三托三岛由纪夫君的福，他前年便进入候选人，因为太年轻不行，所以才让我碰上了。”他强调说：“我本是愉懒无用之人。”而到了11月29日，日本国会又为川端举行获奖纪念祝贺会，日本首相夫妇也前往会场。站在金碧辉煌的讲台上，川端竟十分随便地说：“我妻子在场，我可讲不出话哟。”他略说了几句，便走下讲坛，混入祝贺的人群之中了。而当12月3日，川端要从羽田机场去斯德哥尔摩参加授奖仪式，他突然生气地说：“大家请便吧，我可是不去了！”
　　好不容易参加完了一整套仪式，川端说了一声：“累了”。到旅馆倒头便睡，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