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1999这20世纪最后的两年中，横亘近一个世纪的鲁迅研究不仅没有减势，反而显示出了更为强劲的发展势态，取得了可观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显学在未来的新世纪里必定会有更为远大的前景。

　　一、 鲁迅“人学”思想的深入阐释

　　鲁迅自己到底有什么思想？“从进化论到阶级论”和“三个家”等等，无论具有多么大的价值，都只是别人对鲁迅的评价，而并非鲁迅自己的思想。鲁迅研究的真正使命是挖掘和阐释鲁迅自己的而非外界赋予的独特思想，不能总在前人评价的模式中回旋，也不能总从概念出发往鲁迅身上硬套。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界一直致力于鲁迅自己独特思想的挖掘和阐释。1981年，王得后在《鲁迅研究》第5辑上发表了长篇论文《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社会的伟大思想家》，首次提出鲁迅独特的思想是“立人”，并且对鲁迅的“立人”思想予以了系统、独到的阐释。以后，鲁迅研究的前沿学者实际上都在继续从事着这一工作。而到1997年底召开的“鲁迅‘立人’思想学术讨论会”上，这一工作的宗旨就完全明确化了。

　　1998年，《鲁迅研究月刊》与《方法》杂志同时自第一期起连载这次会上关于鲁迅“立人”思想的讨论文章，以“立人”为总题，揭开了新一年鲁迅研究的序幕。
　　钱理群的《绝对不能让步》认为：“鲁迅的基本思想，他的元思想，出发点与归宿”，“就是鲁迅的‘立人’思想”。“立人”“也即人的彻底解放，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出发点(“人立而后凡事举”)，也是最后的归宿。”“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独立、富强、民主，是必须以保障每一个具体个体精神自由为前提的；如果相反，以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剥夺与压抑来换取国家的独立，统一，富强与民主，那么，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人国”) ----人依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状态(不过是以新的奴役形式代替了旧的奴役形式)，也就是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原始的‘奴隶时代’。”“尽管鲁迅终生也没有找到使中国人与人类彻底走出‘奴隶时代’之路，但他最后仍然坚持(或者说又回到了世纪初的起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目标，这本身即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个人利益与民族国家利益是可能发生矛盾的，这需要彼此的协调，以至一定程度的妥协；但在终极价值层面上，在现代化的目标上，‘个体精神自由’是绝对不能让步的。这是‘作人’还是‘为奴’的最后一条线。守不住这条线，就永远走不出‘奴隶时代’，这本是本世纪现代化历史已经证明了的。”
　　王得后的《立人：革新生存的根本观念》指出：“鲁迅‘立人’的思想，在中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本不同于孔夫子‘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鲁迅的‘立人’思想，一面在发扬人的心智，做到‘人各有己’；一面在改变中国传统文化规范的，不允许改变的人的生存的根本观念，而建立新的根本观念。”“人的生存，依托于物质条件；人怎样生存，却决定于生存的根本观念。‘立人’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鲁迅是一棵独立的大树，大概就是这样吧？”
　　高远东的《立“人”于东亚》论述了“立‘人’与东亚社会之间的联系”，认为：“如何消除广泛存在于思想、制度、文化等领域的主从关系，停止奴役关系的再生产？鲁迅在现代东亚的存在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作为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和新文化的代表，鲁迅的意义和价值或许正体现在这里。无论其旨在谋求人类尊严生活和探索精神发展可能性的‘立人’思想，还是对‘精神胜利法’等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以及对觉悟者命运的关注乃至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接近，我们都可以看到他苦心寻觅的身影。”
　　徐麟的《首在立人》着重论述了鲁迅关于个性自觉的观点，认为：“鲁迅启蒙主义的目的，并不直指向经济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个体人格的现代化，即‘个人’的自觉、自主与自决，也就是说，鲁迅想要解决的，是一个古老民族的现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础问题。任何一种文化存在最终的承载基础，都只能是个体人格，而任何一个民族的人文素质，都取决于它的个体成员的人格素质及其量的积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认为鲁迅反对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鲁迅反对的是，以这些具体项目的改革，来排斥或取代启蒙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战略目标，即再造国民人格。这是中国民族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途和现实基础，而历史已不会为中国的犹豫和徘徊留下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