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的儒家思想，经自身变形走样，已带有他鲜明的个性色彩。他对自己才能的自负自信，对不世之功的渴求以及他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的游说干谒方式，都有纵横家的印记。为了讨好玄宗，他曾做了《清平调》三首来夸赞杨贵妃，这也是为了实现他的理想而走的一条捷径。可高力士曲解此诗，引来了杨贵妃的憎恨，她向玄宗进谗言，让玄宗疏远了李白。他所向往的儒家至治境界“宽猛相济，弦韦适中，……然后青衿向训，黄发覆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哦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任城县厅壁记》），也杂有道家无为而治的成分。他尊孔，却是借以自许自慰：“君看我才能，何似鲁仲尼？大圣犹不遇，小儒安足悲。”（《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而他的嘲圣讥儒似乎更多，如“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庐山谣》），“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名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嘲鲁儒》），这些离经叛道之处，是他对儒家传统束缚的突破。

李白拥有一腔热血和一身才艺，却不能得以施展，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哀。李白一生为理想而奋斗，却失败得一次比一次惨，这是因为他志在安社稷、济苍生，而玄宗却需要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他致力于勘乱杀敌，而肃宗却专心于剪除异己，兄弟戕贼。他在诗中愤怒地抗议封建社会对人才的摧残扼杀：“我不弃世人，世人自弃我。”（《赠蔡山人》）“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其二）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天宝末期社会政治的黑暗和唐朝由盛而衰的原因。李白刚正不阿，愿曲意逢迎：“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他也不屑于与俗沉浮：“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他“自称臣是酒中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饮中八仙歌》）卑视那些庸才贵仕的权要：“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

理想屡遭挫折，失败打击接踵而至，所以李白的诗歌交织着自信与绝望、追求与颓放、眷念与怨恨、崇高与庸俗等思想感情的复杂矛盾，代表作有《行路难》三首、《梁园吟》、《将进酒》等。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是身在江湖，心怀魏阙；而“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则是怨恨中又有企盼。“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表现得是何等的自信，而“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却显得十分迷茫。 “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应未晚” 他志济苍生， “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 却又狂饮自昏。“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忧愁悲愤何等深重，“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又是何等的旷放洒脱。这些都是李白的崇高理想与黑暗现实相撞击后迸发的电闪雷鸣，具有惊心动魄的力量。它们曲折地反映出时代的矛盾，又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对现实黑暗的大胆揭露，对时弊的猛烈抨击是李白叛逆精神的体现，也是他诗歌的重要内容。玄宗晚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文臣武将便滋衅生事，希旨邀宠。李白指出“乃知兵者是凶器，圣人不得以而用之”（《战城南》），杨国忠为邀功请赏，两次出兵南诏，并隐瞒了死伤十多万人的败绩，李白予以揭露：“渡泸及五月，将赴云南征。怯卒非战士，炎方难远行。长号别严亲，日月惨光晶。泣尽继以血，心摧两无声。困兽当猛虎，穷鱼饵奔鲸。千去不一回，投躯岂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古风》其三十四）在《古风》其五十一中，他更大胆地以殷纣王、楚怀王比玄宗：“殷后乱天纪，楚怀亦已昏。夷羊满中野，芦施盈高门。比干谏而死。屈平窜湘源。虎口何婉娈，女须空婵娟。彭咸久沦没，此意与谁论。”对忠贤遭斥、奸邪当道致使国家濒临危亡的状况作了尖锐的揭露。天宝年间，李林甫排除异己，李白在《梁甫吟》中则以“力排南山三壮士，齐相杀之费二桃”隐喻李林甫之流的歹毒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