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当时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

　　1954年11月18日，美国《记者》杂志刊出爱因斯坦专访。爱因斯坦直言不讳地说：“你们问我，对于你们那些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有什么意见，我不想去分析这个问题，只想用一句简短的话来表达我的心情：如果我重新是个青年人，并且要决定怎样谋生，那么我决不想做什么科学家、学者或牧师，为了希望求得在目前环境下还可得到的那一点独立性，我宁愿做个管子工，或者做个沿街叫卖的小贩。”

　　这个著名讲话再次强烈震动了美国知识界，多数报纸因无法回避爱因斯坦的巨大影响而展开了有关知识分子的自由问题的讨论。这当中还发生了一件相当有趣的事，美国“管子业协会”鉴于爱因斯坦本人的意愿，通过一项决议：“授予爱因斯坦荣誉会员称号”。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爱因斯坦的政治理想中，他不但看重社会制度本身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他还高度重视整个社会中的人的素质。

　　1948年，爱因斯坦在《答“且尼记录”问》中指出：“实际解决社会问题时，目的和意图是决定的因素。

　　“政府的民主形式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问题，但它为那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用的框架。一切最后都取决于公民的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

　　爱因斯坦在1954年发表抨击美国“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为保卫学术自由和公民权利而斗争》的文章中还说道：

　　“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追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

　　“借口我们的国家遭到所谓外来的危险，教学和相互交换意见的自由、出版和使用其他传播工具的自由都受到侵犯或阻挠，而这是靠着制造出使人们觉得自己的经济受到威胁的一些条件来实现的。

　　“每个公民对于保卫本国的宪法上的自由都应当有同等的责任。但就‘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最广泛意义来说，他则负有更大的责任，因为由于他受过特殊训练，他对舆论的形成能够发挥特别强大的影响。”

　　显然，如果构成社会的群体是奴性十足的顺从主义者，民主政体最终只能是徒具形式。每个人的正义感，表达的权利和勇气，是社会机体健康的最有力的而且是根本的保证。爱因斯坦一个特别令人敬佩的地方就是，他是个具有极高声望的科学家，但他并没把自己放在一个不恰当的位置上，而总是以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员——即以本应具有良知和重大责任感的个体出现的。

　　爱因斯坦的政治观比罗曼．罗兰现代得多，也成熟得多。这在他对甘地的评论中也清楚地显示出来。

　　他曾说：“我非常钦佩甘地，但我认为他的纲领中有两个弱点：虽然不抵抗是对付逆境的最聪明的办法，但它只有在理想的条件下才可实行。在印度实行不抵抗主义，以反对英国也许是行得通的，但在今日的德国却不能用这种办法来反对纳粹……”

　　这个论述极其精采。自然，我们还可以在爱因斯坦的论述后加上“日本军国主义”等等，而且还可以用闻名世界的女记者法拉奇的纪实小说《人》中的话来加以概括：“像绝食这样的和平抵抗手段，只有在政府天良未泯时才是有效的武器。否则就是蠢行。”

　　当然，作为一个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政治方面也并非没有幼稚的表现，但它都不是原则性的。现代社会的日益复杂、世事千变万化，这种局面使得社会的民主法治保障对思想意见的表达并及时传播出去显得日益重要，无论是对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而言都是如此。罗曼．罗兰“５０年后公开”的做法已经完全不合时宜。

　　最后，顺便告诉读者一件不能忘的事：“四人帮”横行时期，勇气可嘉的“四人帮”出于政治的需要曾组织了个班子批判爱因斯坦，说相对论是伪科学。这段让人笑掉大牙的野蛮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知识界曾充当过多么可悲可耻的帮凶！

　　１９９６年６月１日于广州

　　原载《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