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汪曾祺有着自己的愤怒与抗争。 　　

对于写过《骆驼样子》、《龙须沟》、《茶馆》等传世之作的作家老舍的投湖而死，他在《八月骄阳》一文的结尾，写有一段令人心碎的对话：“这么个人，我想他本心是想说共产党好啊!”“这么个人，旧社会能容得他，怎么咱这新社会倒容不得他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呀’!”“‘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这大概就是他想不通的地方。”这与《茶馆》里“我爱国可谁爱我啊”的那句台词，何其相似乃尔!这是轮回还是停滞?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解放后的“新”还是唱了两千年终也唱不完甚至更加变本加厉的“老调”?数十年的光阴竟然白过了吗?只这轻轻几句对话，便向国人揭开了掩饰着悲剧的帷幕。 　　

对于当年数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被赶被骗被“流放”，汪曾祺更是进行了撕人心魄的控诉：“知青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块癌肿。是什么人忽然心血来潮，把整整一代天真、纯洁、轻信、狂热的年轻学生(老三届)流放到‘广阔天地’里去的?这片天地广阔，但是贫穷，寒冷，饥饿。尤其可怕的是这片天地里有狼。发出那样号召的人难道不知道下面的基层干部是怎么回事?把青年女学生交给这些人，不啻是把羔羊捆起来往狼嘴里送。我们对知青，尤其是女知青，是欠了一笔债的”(《一个过时的小说家的笔记》)。将无罪的“整整一代”年轻学生进行“流放”，这不是一种深重的罪孽吗?而且这种罪孽还竟然是一种“心血来潮”式的随意试验!否定与愤怒的笔触，更直接指向那个“发出那样号召的人”。 　　

他本身就是一个当过“右派”、而后又在“文革”中倍受凌辱的人。他之所以对于自己的苦难能够“随遇而安”、甚至感到“三生有幸”，也许是他的眼睛老盯着普通人的苦难、只顾怜悯而忘记了自己的缘故吧?但也正因为自己有过长时期的切肤之痛，也才能直针穴位，一语中的。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大半时间都是在运动中耗掉的”，发着悲愤的喟叹，直言“‘为政治服务’是一个片面性的、不好的口号”，呼吁作家“从‘为政治’回归到‘为人生’” (《文集自序》)；“还是让画眉‘自觉自愿’地学习，不要灌输，甚至强迫。我担心画眉忙着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吧!”(《录音压鸟》) 　　

北京国子监的那通明太祖训示太学生的碑，一定在他心头压了好久了。碑上，明太祖将惩治闹学潮学生的办法定得明明白白：“凌迟了，枭首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将人零刀子片了，再割下头挂在杆子上示众，而后还要株连九族，流放全家。汪曾祺对此一点也没客气，说“他的这篇白话训词比历朝皇帝的‘崇儒重道’之类的话都要真实得多，有力得多”(《国子监》)。这就是封建王朝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种将鹦鹉学舌定为主旋律的不许自由发声的政策。从明太祖朱元璋到北洋军阀段祺瑞，再到国民政府蒋介石，五六百年间，只从凌迟“进步”到枪杀，真可谓换汤不换药，不许自由发声的独裁与专制依然不变。 　　

经过了“反右”和“文革”的汪曾祺，回首间早已走出自己构筑的“随遇而安”的小巢，发出了自己心底恸然的鸣唱：“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了。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随遇而安》) 　　

看到被普通人摸得鼻子发亮的美国总统林肯的铜像，这个儒味十足、被称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人，一定是对孔夫子的那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论，怀着深深的厌恶吧?此时此刻，他不仅想起了林肯的“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那句名言，而且感慨系之：“自由是要以平等为前提的，中国很缺乏平等。”“国内搞了那么多运动，把人跟人之间都搞得非常冷漠了。回国之后，我又会缩到硬壳里去了”(《美国家书》)。这些家书，是他在1987于美国讲学时写给妻子的。其时，国内“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又过了将近四年，这个随和的老头，再一次地实话实说：“我们这个社会迄今仍带有很大的封建性，甚至奴隶社会的痕迹。”(《一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