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汪曾祺毕竟是一位“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不擅愤怒，长于慰藉；不擅谴责与鞭挞，长于赞美与咏叹。他要用对于脆的人心的体贴与呵护，对于人性的呼唤与热爱，和对于隐于民间、渗透在生活中的善与美的发现、再现与礼赞，完成他的世纪末的绝唱。 　　

巨大的爱已经让他进入到忘我的境界。他只顾勤恳地疏松着已经板结的心田，默默地播下富含营养的种子，坚信再多的灾难，也不能永远夺走人类丰收的季节。我看到，一尊洋溢着人性的善与美的女神，正披着晨曦，仪态万方地塑起在东方。 　　

在汪曾祺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鲁迅。鲁迅和汪曾祺是两种性格的人，一峻急，峻急如暴风中的大海；一舒缓，舒缓似春月下的小溪。但是他们又有着相通与相似，这便是在他们的心之深处都有着茂密的爱，而且是母爱。汪曾祺特别记得并着重提起过萧红与鲁迅的一次对话。萧红有一次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思索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贯浓情淡出的汪曾祺似乎也掩不住情感的波澜，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接着，又带点悲凉意味地补充道：“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些话，他说在1991年的1月。 　　

而他的“我们现在没有鲁迅”这句话，正是他以母爱之心，为青年黑孩的散文集所写序言里的一句话。就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还像母亲一样祝福就要远去日本的黑孩“一路平安”。从他喜欢、理解、体贴、尊重、学习青年的言行里，我感到已经久违的鲁迅式的母爱。他为何立伟的小说集写序，七十多岁的人，整整花了两天的工夫，写下了四千五百多字。只在末了点出立伟初期作品“奇句过多”的毛病，还怕伤了青年的创作热情，疼爱地自语着：“不知道立伟会不会难过。”(《从哀愁到沉郁》) 　　

实际上，世界上真正伟大的，往往就是这种“无缘无故的爱”，尤其在情感被规定、规范成一条河流，必须注入带点神癨\味儿的庞然大物的时候，这种爱就更加显得弥足珍贵。所以汪曾祺在敏感却又最易受到伤害的知识分子身上，在生计艰辛却又少有依靠的普通人身上，付出着，也发现着这种弥足珍贵的情感。当然，他的生命，也便在这付出与发现的同时，获得自慰与欢悦。 　　

他被明代散曲大家王磐所感动，就因为王磐通过“目验、亲尝、自题、手绘”，为没谁真正关心的老百姓编了一部《野菜谱》。他为也同是明代的诗人、状元杨慎的悲惨命运而泪下，并缕述其因“言论自由罪”、只身被贬谪云南三十七年，直至七十一岁上孤单地死去的痛苦一生。对于他的老师沈从文，他更是用理解、用自己的做人和为文，表达着钦佩和热爱。他知道老师本来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他知道不能写作的老师心里积藏着沉沉的郁闷，知道了又不能说出，只好让理解与爱化入告别遗体时的泪水里：“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我哭了。”(《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最让我感动的，还是他那以与普通人为伍为荣，与普通人息息相通的平民知识分子的本色。封建士大夫简直是和他南辕北辙，更遑论“最后一个”。 　　

1986年，离家四十七年、已经六十六岁的汪曾祺回家了。回家的汪曾祺没有忘记自己上幼稚园时的王老师，去看她，带着北京的果脯，更带着专门为老师写的一幅字：“‘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我今亦老矣／白髭盈腮／但师恩母爱／岂能忘怀／愿吾师康健／长寿无灾。”“师恩母爱”，在汪曾祺心中已成不涸的圣水。就是这首诗，让王老师哭了一个晚上，也为老师寂寞的晚年，平添了温馨的暖色。 　　

他还会对因“偷人”而被丈夫用劈柴打得很重的卖烧饼的女人“充满了敬意”；那个背着扬琴、点着麻秆、踽踽而行的盲老人，又会令他“常常想：他今天能吃饱吗?”难怪他要呼吁引进美国盲人的夜光麻秆，好让人在黑夜里为盲人让路；从小声说话、低头走路的画工管又萍，他体察到了从来不署名的画像画工的辛酸；至于发生于旧社会的、挑夫的女儿巧云和小锡匠十一子的“自由恋爱”，冒死从潭中捞起女尸、却将挣来的十块钱全给了人治病的“陈泥鳅”，他更是给以倾心的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