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读过的写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黄永玉和汪曾祺两位先生的文章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前者以活泼别致的笔调，亲切而又带点幽默地写出他心目中的表叔印象，读过之后让人感觉到沈从文更熟悉可爱，甚至可爱中有些朴实到极点的“迂”。后者以“寂寞”来论述沈从文的散文，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和感觉，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对人启发颇多。后来很多文章谈论沈从文时，大概受到他的影响，都习惯用“寂寞”来概括沈从文的风格乃至人生。

在与巴金谈沈从文之后，我就一直想同汪先生谈谈沈从文。他作为西南联大时沈从文的学生，与沈从文有长达数十年的师生之谊。在创作上，人们更是将他视为受到沈从文影响而成就显著的小说家。我想，他的谈话，同他的文章一样，会给我们许多启迪。

我们的话题就从他当沈从文的学生的时候开始了。

下文摘自《和老人聊天》，李辉著，大象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李：40年代你在昆明西南联大时，给你上过课的有朱自清、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他们上课的特点是不是不太一样？

汪曾祺（简称“汪”）：杨振声先生这个人资格很老，他当时是文学院院长，给我们讲汉魏六朝诗。他上课比较随便，也很有长者风度。对我他好像挺照顾，期末考试前他说，汪曾祺可以不考了。朱自清先生上课最认真，规规矩矩的。给我们上宋诗，每次他都带上一叠卡片。他要求学生按期交读书报告，考试也要求严格。他对我不满意，说：汪曾祺怎么老是缺课？

李：沈先生给你们上什么课？

汪：他开三门课：各体文习作，是二年级的必修课。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则是三四年级的选修课。他只上过小学，对中学大学的课怎么上一点也不懂，讲起来没有系统，而且他还是湘西口音，声音也小。但他讲写作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

李：他给你们出题目吗？

汪：很少出题目。他一般让大家自己写，然后他根据我们的作文来具体分析，找一些类似的名作来比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参照。他还喜欢在学生的作业后面写读后感，有时他写的感想比原作还要长。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当然，有时他也出一些题目，给我们出的我都忘记了，但我记得给别的年级出的两个题目。一个是为我的上一年级出的，叫《我的小庭院有什么》，另一个是为我的下一年级出的，有点怪，叫《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因为怪，我才记住了。

李：他这样出题，好像是避免空泛，避免雷同，让学生从小的角度来描写，这可能和他自己当初练习创作相似。

汪：他有一个说法：先要学会车零件，然后才学安装。他强调的是对生活片段的仔细观察。

李：那时你常去他那儿吗？

汪：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李：你在大学毕业后与沈从文接触多吗？

汪：我1948年到当时北平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就是沈先生和杨振声先生介绍的。北京解放后，我参加了南下工作团，大概1950年秋天回到北京，又见到了沈先生。

李：听说沈从文当时精神状态很不好，对自己的前景比较悲观。我还听说他有一种恐怖感，成天疑神疑鬼。严文井、陈明、刘祖春等先生，都曾对我谈到这一情况。

汪：我当时也看到了。他老是觉得别人在批评他。记得《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放刁》的文章，本来与他没有关系，可是他认为是批评他的。他住的中老胡同后面有一条小路，他疑心每时每刻都有人在监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