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一精神状态与郭沫若的那篇《斥反动文艺》有关。在文章中郭沫若批评他为“粉红色”的作家。政治上也是“反动”的。你在纪念他的文章中，提到过此事。

汪：我听说在北平还没有解放时，沈先生所在的北京大学就将郭沫若的文章抄成大字报贴在校园里，这使他感到很大压力。但他没有离开北京到台湾去，其中一个原因，他过去曾资助过一些学生到延安去。另外，他还有一些朋友如丁玲、何其芳、严文井等也在延安，而且有的是文艺界的领导人，他认为他们会帮忙说话的。

李：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虽然也曾发表过一些议论政治的文章，但他基本上还是从文学的角度看社会。他从一个只有小学程度的文学青年，成为北京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员，我想就是他的艺术天性起了主要作用。

汪：我看徐志摩、林徽因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赏沈先生，一方面他们重视艺术，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对他的经历和他所描写的边民、士兵生活很感兴趣。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都有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弱点，觉得和劳动人民存在着距离，他们本身负有一定责任。记得林徽因写过一篇文章《窗子以外》，就写高层文化人想要理解劳动者而不能。

李：在“五四”时代，这种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还是比较普遍的。

汪：对于他们，沈先生的生活经历是新鲜的，他与文学的结合也具有传奇色彩。

李：你以“寂寞”论述过沈从文的散文作品和性格，很多人也常常都谈到他的淡泊，他的温和。我也曾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他总是以平静的态度对待人生，对待社会。最近我觉得这一看法并不全面。从他在三四十年代引起的多次文坛论争来看，他其实并非总是甘于寂寞的，我看他还是很热闹的。除了创作，他写了不少作家论，评述一些同时代作家，还喜欢对文坛现象发发议论，文章也常带有锋芒和不冷静的情绪，结果往往招来许多麻烦。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来概括他的这一特点。

汪：好管闲事。

李：对。他有时是这样的。

汪：他对凡是不合他的意的，就要发些议论。譬如，他并不了解中国妇女运动的背景，就出来谈论一番。40年代有一次在上海，我见到巴金和李健吾，巴金就对我说你告诉从文，别再写那些文章，写自己的小说就行了。

李：这大概就是人的性格的复杂性吧？

汪：但他在文学上没有派别观念。他与上海作家的关系都不错，但也批评穆时英的作品。

李：我觉得，一谈到文学，沈从文似乎就只有艺术这一个世界出现在他的眼前，人世间的种种关系、纠葛，他根本抛在脑后，像一个不悟社会的人天真地谈论文学。譬如他认为郭沫若的小说写得太差，就在文章中说：郭沫若可以是一个革命家、诗人，但就不能是一个小说家。话说得非常坦率。

汪：我觉得沈先生有时写文章考虑问题是太简单。记得在抗战时，我们都在昆明，他给余冠英编的刊物《国闻》写过一篇文章《鲁迅与周作人》。他说周作人如秋天如秋水，看世界不隔，而鲁迅看世界隔。当时周作人已经是汉奸了，他还像过去一样谈他印象中的周作人，当然不合时宜，难怪一些左翼作家批评他。

李：这大概也显出他的一股迂劲。你比较喜欢他的哪些作品？

汪：我喜欢他中年的作品，也就是《边城》前后的作品，包括后来的《长河》。我认为他的主要思想贯穿着一个主题：民族品德的发现与重造。他强调人性，是真正关心人，重视对人的描述。他的《贵生》、《丈夫》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和揭示，就不是一般左翼作家所能达到的。他对社会一贯关注，也有呐喊式的东西在。《湘西》、《湘西散记》两部作品有集中表现。

李：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深刻的人道主义者。

汪：我还觉得，在创作上他描写边民，但却较早地带有现代意识，那些北京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人欣赏他，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他的有些小说带有性描写的痕迹，而当时西方文化正强调回到人本身。他对施蛰存说，他很懂弗洛伊德。他的《八骏图》，完全是用性压抑来解释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看虹摘星录》也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他的这些特点，老人认为违反传统，而左翼作家则认为违反文艺的政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