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巫宁坤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曾祺走了七年了。一代散文大师在北京突然去世的噩耗是从董乐山兄的来信中得知的。乐山当时为肝疾所苦，“心绪不定”，1997年5月21日信上说：“不过过了七十，什么意外都可能发生，你的老同学汪曾祺已于5月16日逝世，我是看报才知道的，剪下给你一阅。”报上登的是曾祺的恩师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话：“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回想七年前离京来美前曾专程到曾祺家去辞行，约好回国后好好喝两杯，“忆苦思甜”。谁料到，几年来欲归无计，当年辞行竟成了诀别。不到两年以后，乐山本人也因肝癌含恨而终。关山间阻，亲故凋零哭亦迟，真不知言从何起。

一

从头说起吧。1936年春，我在扬州中学读完高一，到镇江参加集中军训，和镇江中学的汪曾祺、苏州中学的赵全章编在同一个中队。三人同年，都是十六岁，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简直比亲兄弟还亲。三年以后，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竟又都考上昆明西南联大，全章和我读外语系，曾祺读中文系。三人同住大西门外新校舍一栋宿舍，碰巧三人又都爱好文艺，“臭气相投”，朝夕过从。

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带着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上附近的文林街泡茶馆，一边喝茶，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聊天儿，或是写点儿什么东西。谁写好一篇，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的文采从一开始就让我们俩叹服。我们最早的习作就是在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家山万里的穷学生，经常饥肠辘辘，一拿到稿费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时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那些日子，相依为命，乐在苦中，几乎有点儿“乐不思蜀”了。

二

1943年秋，我离开昆明来美，八年以后才在北京重逢。虽说彼此都在一个城市工作，其实咫尺天涯，也难得见上一面。后来，我和曾祺都中了“阳谋”，更是从此天各一方，一别就是“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1980年再度北京重逢，彼此都到了花甲之年，开始体味“见一次少一次”的道理，便想方设法见见面，喝上两杯，天南地北神聊上半天，但毕竟还是离多会少，无可奈何。

于是，我要曾祺给我画一张画，挂在家徒四壁的屋里，这样就可以每天见画如见人了。他的名篇《昆明的雨》是从这张画说起的：

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我想了一些时候，画了一幅，右上角画了一片倒挂着的浓绿的仙人掌，末端开出一朵金黄色的花。左下画了几朵青头菌和牛肝菌。题了这样几行字：

“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仙人掌悬空倒挂，尚能存活开花。于此可见仙人掌生命之顽强，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美。”

曾祺说，“我的画，遣性而已，”友人索画，随手画了就奉送。这张画，不仅“想了一些时候”，而且题词显然还留了底稿，足见他是郑重其事的。仙人掌悬空倒挂在右边，左边是四行草书题词，仙人掌下面又有一行半写作画缘起：“宁坤属画，须有昆明特点，为作此图。”左下还有三行小字：“一九八四年三月廿日，是日大风，不能出户，曾祺记”。题词下面画着四朵昆明特有的香菌。这幅画，从构思到画面布局和题词，处处可见匠心，淡泊宁静，炉火纯青，无疑是曾祺画中的精品。

曾祺在文中又说：“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我确实亲眼看见过倒挂着还能开花的仙人掌。”我不禁纳闷儿，他为何要如此表白？“文革”浩劫已经过去多年，难道他还心有余悸，怕好事者说他不是写实，而是别有用心吗？又隔了几年，在《自得其乐》一文中写道：

画中国画还有一种乐趣，是可以在画上题诗，可寄一时意兴，抒感慨，也可以发一点牢骚。

原来如此！那么，这幅画固然是“写实的”，是否同时也“抒感慨”呢？是否也是为久经倒悬之苦而犹能存活开花的一代人的写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