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徒手

一九六○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单位
作了如下鉴定意见：“(汪)有决心放弃反动立场，自觉向人民低头认罪，思想上
基本解决问题，表现心服口服。”北京的原单位民间文艺研究会没有回收之意，
汪曾棋在等待一年的无奈情况下，给西南联大老同学、北京京剧团艺术室主任杨
毓珉写信。
现年八十岁、刚做完胃癌手术的杨毓珉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他信中告我已摘帽，我就想把他弄回来。跟团里一说，党委书记薛恩厚
、副团长萧甲都同意。又去找人事局，局长孙房山是个戏迷，业余喜欢写京剧本
。他知道汪曾棋，就一口答应下来，曾祺就这样到团里当了专职编剧。(一九九
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老作家林斤澜介绍说，老舍等北京文化界一些人士都关心过汪曾祺调动之事。
一九六三年他开始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
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葛，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
期。
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副团长萧甲讲述道：
　
为了赶一九六四年现代戏汇演，团里迅速充实创作力量。改《芦荡火种》第
一稿时，汪曾祺、杨毓珉和我住在颐和园里，记得当时已结冰，游人很少，我们
伙食吃得不错。许多环境描写、生活描写从沪剧来的，改动不小，但相当粗糙。
江青看了以后，让她的警卫参谋打电话来不让再演。彭真等领导认为不妨演几场
，在报上做了广告，但最后还得听江青的。这出戏在艺术上无可非议，就是因为
赶任务，以精品来要求还是有差距的。
我们又到了文化局广渠门招待所改剧本，薛恩厚工资高，老请我们吃涮羊肉
。这次剧本改出来效果不错，大家出主意，分头写，最后由汪曾祺统稿。沪剧本
有两个茶馆戏，我们添了一场，变成三个茶馆戏，后来被江青否定了。
汪曾祺才气逼人，涉猎面很广。他看的东西多，屋里凳子上全是书。当时他
比较谨慎、谦虚，据说解放初时是比较傲的。江青比较欣赏他，到上海去，她问
，“作者干吗的？”有一次在上海修改《沙家浜》的一场戏，汪写了一段新唱词
，江青看后亲自打电话来，“这段唱词写得挺好，但不太合适，就不要用了。”
赵燕侠发牢骚，“练了半天不用了，练了干吗？”而汪曾祺依旧那么兢兢业业，
在阶级斗争高度压力下，他过得很本份。谈不上重用，就是被使用而已。(一九
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采访)
　
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
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棋同志，听说你对
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
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棋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
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
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棋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
见。”
杨毓珉说：“江青曾调汪的档案看，第二天就有了指示，此人控制使用。”
汪曾棋心里明白，自己在政治上有“前科”，地主家庭出身，有一段历史问题，
一九五八年打成右派。萧甲也表示：“江青说过‘控制使用’这句话，在领导范
围内说过，积极分子都知道，文革中全抖了出来。”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
回忆道：
　
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
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
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
他觉得江青这个女人不寻常，说不定何处就碰上事。那几年他战战兢兢，不
能犯错误，就像一个大动物似的苦熬着，累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一
九九八年七月六日采访)

杨毓珉认为：“汪当时确实不能再犯错误，因为谁也不知江青的控制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