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青对汪曾祺是防范的。”当时与汪同在创作组的阎肃也谈及这个问题：
“为了改编《红岩》，江青告我，‘从京剧团找一个人跟你合作……’我说，‘
一定跟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江青用他
，赏识他，但又不放心。”(一九九八年七月七日采访)
　
有一回，江曾祺伤感地对剧团书记薛恩厚说：“我现在的地位不能再多说了
，我是控制使用。”想不到薛回答：“我也和你一样，她不信任我。”汪后来曾
形容，江青稍发脾气，薛恩厚就汗出如浆，辗转反侧。一九六五年五月，江青在
上海反而这样说薛：“老薛，怕什么！回家种地也是革命。”江青对汪曾棋的写
作才能印象颇深：
　
对《沙家浜》的定稿，江青满意。在讨论第二场时，姚文元提出：“江青×
×为了这场的朝霞，花了很多心血，要用几句好一点的词句形容一下。”江青叫
我想两句，我当场就想了两句，她当时表示很赞赏。(摘自一九七八年四月汪曾
祺《我的检查》)
　
历经几年文革风雨，一九七二年四月决定北京京剧团排练《草原烽火》时，
还是江青一锤定音：“写词也有人，叫汪曾祺写。”可见江青对汪曾棋手中那支
笔的看重，正因为如此，汪曾棋在文革中很快就从“牛棚”解放出来，重新参加
样板戏创作组。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七日早晨，军代表李英儒找我和薛恩厚到后院会议室去谈
话，对我说，“准备解放你，但是你那个《小翠》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
草。”我说，“那你解放我干什么？”李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很不驯服的人
……你去准备一下，做一个检查。”
快到中午的时候，李英儒又找我，说，“不要检查了，你上去表一个态。”
等群众到了礼堂，他又说，“只要三分钟。”我当时很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概说了这样几句，“我是有错误的，如果江青××还允许我在革命现代戏上贡
献一点力量，我愿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表态之后，就发给我一张票，让我当晚看《山城旭日》，不一会儿又将原票
收回，换了一张请柬。又过了一些时候，李英儒找我，说让我和阎肃坐在江青旁
边，陪她看戏。开演前半小时，李又说，“陪江青××看戏，这是个很大的荣誉
，这个荣誉给了你。但是，你要注意，不该说的话不要说。”(摘自一九七八年
五月十三日汪曾祺《关于我的“解放”和上天安门》)
　
汪曾祺形容自己当时如在梦中，心情很激动。江青来看戏时并没有问到“解
放”之事，幕间休息，她对汪曾棋说了一句观后感：“不好吧？但是总比帝王将
相戏好！”
后来，汪曾祺真实地谈到自己内心的想法：“她‘解放’了我，我当时是很
感恩的，我的这种感恩思想延续了很长时间。我对江青，最初只是觉得她说话有
流氓气，张嘴就是‘老子’，另外突出地感觉她思想破碎，缺乏逻辑，有时简直
语无伦次，再就是非常喜欢吹嘘自己。这个人喜怒无常，随时可以翻脸，这一点
我深有感受的。因此相当长一个时期，我对她既是感恩戴德，又是诚惶诚恐。”(
摘自一九七七年五月六日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按当时惯例，《红旗》杂志要发表各个样板戏的定稿本。一九七○年五月十
五日，江青找汪曾祺他们讨论《沙家浜》，以便定稿发表。江青说哪句要改，汪
即根据她的意见及时修改，直到江青认可为止。全剧通读修改完毕，江青深感满
意，汪曾棋也认为自己“应对得比较敏捷”。没想到，五月十九日晚十时半，江
青的秘书忽然打电话到京剧团，通知汪曾棋第二天上天安门，原订团里参加“五
二○”群众大会的只有谭元寿、马长礼、洪雪飞三位主要演员。那天，汪正在为
《红旗》赶写《沙家浜》的文章，他跟军代表田广文说：“那文章怎么办？能不
能叫杨毓珉去。”田广文说：“什么事先都放下，这件事别人怎么能代替。”
第二天天亮，汪曾祺他们先在一个招待所集中，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西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