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中的功绩，一切功劳归功于江青。一位领导还叮嘱道：“千万不要记错了账。
”汪曾棋在文中注意用小细节去披露江青的一些想法，如“我们最近根据江青同
志的指示，在开打中，让郭建光和黑田开打，最后把黑田踩在脚下”、“江青同
志曾经指出，应当是有主角的英雄群像”、“江青同志要求在关键的地方，小节
骨眼上，不放过”，等等。
汪曾棋对于当时的一个场景一直难以忘怀：
　
在康平桥张春桥那个办事处，江青来回溜达着，声色俱厉地说，“叫老子在
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叫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试验！”当时
我和阎肃面面相觑，薛恩厚满头大汗，李琪一言不发。回到招待所，薛还是满面
通红，汗出不止，李琪说，“你就爱出汗”。(摘自一九七八年五月汪曾棋《关
于红岩》)
　
江青有一次指示道，到四川体验生活，要坐坐牢。于是，大家集体关进渣滓
洞一星期。阎肃描述道：“十几个人睡在稻草上，不准说话。我是被反铐的，马
上感觉到失去自由的滋味。由罗广斌、杨益言指挥，像受刑、开追悼大会，都搞
得很逼真。”杨毓珉说：“我们戴上镣铐，每天吃两个窝窝头，一碗白开水。把
我和薛恩厚拖出去枪毙，真放枪，里面的人喊‘共产党万岁’，痛哭流涕，而我
们已回招待所睡觉。后来上华山夜行军，伸手不见五指，一个人抓前一个人的衣
服前进，第二天天亮一看吓坏了，旁边均是万丈深渊。”
接着，江青又授意改编《草原烽火》，汪曾棋、杨毓珉、阎肃他们又在草原
上奔波两个月，一辆吉普车的玻璃全震碎了。回来汇报说，日本人没进过草原，
只是大青山游击队进草原躲避扫荡，发动牧民斗争王爷不符实际。于会泳却说：
“那就更好了，海阔天空，你们去想啊！”
“很早就听曾祺讲述这个故事，几次听他在会上讲。既把它当做笑话，也看
作是悲剧。”是汪多年好友的林斤澜谈及此事，不由长叹一声。
杨毓珉介绍说，《杜鹃山》第二、六、八场是汪曾棋执笔写的，全剧写完后
又出了一段故事：
　
江青一开始就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
高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真写出来
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采访)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棋联想到自己的际遇
，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
　
北京京剧团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汪曾棋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
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五日采访)
　
一九七三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
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一九七四年七月，于会泳
通知汪参与《新三字经》修改，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
汪只写了其中几句话：“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一九七六年二月
，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高一
点，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有可能被人攻倒。后来于对《决裂》彩排
不满意，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汪曾祺他们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
读有关“三自一包”的材料。十月十一日开会，原订汇报各自的设想，可是谁也
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我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
都可能搞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冲动。
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
，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