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和江青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
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篡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搞起来要
慎重。(摘自一九七八年九月汪曾祺《综合检查》)
　
一九七七年四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五月，汪曾棋在创作组
做过一次检查。八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查。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
清查不彻底，高压锅做夹生饭，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
众宣布为重点审查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当时上面认为江青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
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
有很大反差。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跳得挺厉害，在家里发脾气，喝酒，骂
人，要把手指剁下来证明自己清白无辜。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
、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苦不堪，他是从
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
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
，回不了家”，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儿子汪朗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意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他签字，他逐条辩
驳。他被单独审查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连。从上面来了一批老干部，整得厉
害。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
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
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闲来消遣，汪
曾祺把它改成昆剧，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
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
腹稿，还找出四七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题先行，极左思潮影响下出了一批
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
，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回事，对他们能理解。(老同事梁清濂一九九八年
七月六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
头出，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
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将
近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成为他十年样板戏创作的副产品。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
张烟卷纸，上面写了“汪曾祺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
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开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
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濂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
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毓珉在一次会上介绍《
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就沿着线索
索取《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另一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
雨花》的叶至诚、高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
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
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
要发，高晓声还特意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懂。(一九九八年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