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十二日采访)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拾，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
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阎肃有感而发：“汪曾棋这
个人没有城府，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忆起文革中在
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棋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
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明
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
一九五八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惑》，结尾如此写道：
“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
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
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
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给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
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
。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
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汪曾祺后来爱
说：“多年父子成兄弟。”
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澈。
　
感谢北京京剧团老干部处对作者采访工作的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