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鲁迅的文化选择，一直是中国精神文化界无法绕过的热点问题。90年代以后悄然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就最终构成了对鲁迅的否定性评价，因而也就使鲁迅研究界面临严峻的挑战。每一个严肃的鲁迅研究学者都不能不对这一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
　　正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张富贵博士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充实提高而成的学术专著《惯性的终结----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作为刘中树先生主编的《东北学人现代文学研究丛书》之一，由吉林大学出版社于1999年11月郑重推出了。对鲁迅研究界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作出了及时而富有理论思辨性和学术份量的回应，其意义就可想而知了。

　　张著的高明之处，在于没有就事论事地作枝节的回应，而是开卷就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从大历史观的广阔视域鸟瞰了中国文化的三次转型：第一次“发生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春秋时代，礼崩乐坏，固有的大一统的西周文化受到地方文化的强烈挑战，所谓贵族化的‘天朝文化’逐渐丧失了其正统性，而由世俗化的‘豪强文化’所取代。
　　这是一次由下到上的文化变革，变革的主要路向是以世俗的或平民的文化代替贵族的文化。”“在这次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完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整合，其文化转型或整合的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两个方向。
　　第一是上下移动，以地缘政治为界限，发生着下对上的刺激；第二是南北移动，以地域文化为界限发生南与北即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的交流。”这次转型“属于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不同等级的文化调整。因此，严格说来，这次变革不是完整意义的文化转型。”第二次“发生在南北朝及唐时期，这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真正意义的转型”。一是由于历史上被称做胡狄的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对大一统的汉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由北向南发生最初的融合”；二是由于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思想文化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局面。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阶段，到了19世纪，“终于开始了第三次也是最为激烈、痛苦和漫长的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与前两次相比，具有显著不同的时代特征。”最大的不同，就是“此次中国文化所面对的是另一个强势的文化----西洋文化，这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心理上，都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冲击，作出了各种各样的文化选择。
　　再现了中国文化第三次转型中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之后，张著又机智地提出了“两个世界”的命题，认为：“对于近代的传统中国人来说，一般存在着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在列强的强权政治入侵和经济掠夺之下，‘天朝’大国地位丧失，中国处于刀俎之下任人宰割。这个世界的存在，使一般中国人忧愤不平而又伤心不已，遂起救亡图存之心；另一个是意义的世界：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固有文化体系受到挑战。但辉煌的历史构成对传统文化自崇心理的最有力的支持，从而坚信中国的精神文明‘世界第一’，坚信在现实世界之外有一个永恒的意义世界。如果仅把这一意义世界，作为失望的传统中国人现实世界之外的精神家园的话，倒也不过是一种思想逃亡和心理寄托。但是，如果把后一个世界作为前一个世界即现实世界存在之上的真实存在、本质存在的话，则会带来无穷的灾难。用意义世界代替现实世界，必然造成人们不肯正视现实，甚至出现将虚幻当作真实，而把真实视为假象的可怕局面。鲁迅的文化危机感可以说是从现实世界中深入下去，构成了对意义世界的颠覆，从而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在现实世界里衰败的精神根源。”
　　“两个世界”的命题，是张著的一个创造。在第三次文化转型的历史情境下，按照“两个世界”的大思路进行思考，就不难看出鲁迅文化选择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了：鲁迅正是在这“进向‘大时代’的时代”里，颠覆着封建士大夫们妄图“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和道德意义去规范列强，德服洋人”的幻想，颠覆着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作“人类最高文明的标志”和世界文化“唯一的价值尺度”的虚幻、迂腐的“意义世界”。